第167章 僧侣（2）
朱瑞璋看着门外散去的百姓，心里暗道：“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
他早就看这些秃驴不顺眼了，借这次机会，把这群‘乱世封山门，盛世迎香火’的道貌岸然之辈好好收拾了。
但这事儿还得老朱点头。
他对这一群体向来没好感，但这时候老朱对和尚的态度却是呈现既利用扶持、又严格管控的双重特点。
因为老朱早年曾出家为僧，对佛教有一定了解，
即位后是承认佛教的教化作用的，将其视为维护社会伦理、稳定民心的工具。
还曾修复过部分寺庙，允许正常的宗教活动，并设立“僧录司”等官方机构管理全国僧尼，规范佛教事务。
但同时也严禁僧尼干预世俗事务，明确规定和尚不得参与政治、不得随意游走民间，需在指定寺庙修行。
又推行“度牒制度”，只有持有官方发放度牒的僧人才能合法出家，
严厉打击“伪僧”，防止流民借出家之名逃避赋役或从事违法活动。
还禁止僧尼婚嫁、饮酒食肉，对违反戒律的僧人施以严厉惩罚，
同时限制寺庙数量和僧尼规模，避免佛教势力过度扩张影响国家财政与社会秩序。
从这里来看，这时候的老朱对和尚虽然不是很喜欢，但也不像后期那么厌恶。
但朱瑞璋不一样，他可是知道这群人做的那些腌臜事的，
而且这时候的寺庙是普遍拥有田产的，且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大部分情况下无需交税，这和他推行的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可是相违背的，
所以刚好借这个机会整治一下僧侣，
他可不想看到大明出现一个释某某，不过还是先去找一下老朱吧，这事儿他不点头没人敢做。
朱瑞璋从应天府衙出来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李小歪亦步亦趋跟在身后，见他眉头微蹙却眼神发亮，忍不住低声问：“爷，接下来咱们去哪？真要去宫里找陛下？”
“不去找他，这事儿谁能拍板？”
朱瑞璋抬手理了理腰间玉带：，“兰大人那边你盯着点，让衙役们查得细些，尤其是宝林寺的田产账簿，
还有这两年来去过寺里求子的女眷名单，一个都别漏。”
李小歪赶紧应下：“爷放心，小的这就去府衙候着，一有消息立刻去宫里报信。”
说罢便转身往回跑，青色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人群里。
朱瑞璋望着他的背影笑了笑，随即收敛神色，翻身上了等候在街角的马车。
车夫轻喝一声，马蹄踏在石板路上发出“嗒嗒”的声响，朝着皇宫方向缓缓行去。
车厢里光线昏暗，他靠在软垫上，指尖又开始无意识地敲击膝头——这案子远比他最初想的更有价值，
宝林寺只是个开头，若能顺着这根线牵出天下寺庙的通病，那这事儿就有意思了。
他想起后世那些大师做的腌臜事，嘴角勾起一抹冷意。
这些僧人表面持戒清修，背地里却干着如此龌龊之事，更别提那些占着良田却不交赋税的勾当。
老朱早年出家，对佛教总有几分特殊情愫，可这位最看重的从来不是私情，而是大明的江山稳固。
只要戳中“赋税流失”“伪僧乱政”这两个要害，此事便有八成把握。
朱瑞璋熟门熟路往乾清宫走，刚拐过回廊，就听见里面传来“啪”的一声——不用想，准是老朱又在跟奏折置气。
他也不通报，直接推门进去，果然见朱元璋正皱着眉瞪着案上的折子，手边的茶盏还冒着热气。
“我说你这脾气得改改，当心哪天把御案拍裂了，还得让工部再打一个。”
朱瑞璋说着，径直走到案边，伸手就抄起盘子里的糕点，塞进嘴里嚼得香甜。
朱元璋抬头见是他，眉头瞬间松了大半，
只是故作不满地拍开他的手：“混小子，越来越没规矩！咱这儿是你能随便闯的？糕点是给咱垫肚子的，你倒好，先抢上了。”
随后指着那些奏折骂道：“这群遭瘟的书生，屁大点事儿愣是洋洋洒洒说了几页纸，那纸不要钱的一样，几句话就说清楚的事”
“谁让你藏私，”朱瑞璋没理他这话，嬉皮笑脸地又捏了一块，
“再说咱兄弟俩，分什么你的我的？当年在老家，你抢我半个窝头的时候，怎么不说规矩？”
看着老朱御案上的奏折，朱瑞璋摇头，他当然知道这些人为啥要说这么多。
首先嘛就是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严谨态度，
在皇权至上的古代，奏疏的内容若是直接、简略，可能因表述不当被解读为“轻慢”“考虑不周”甚至“忤逆”。
所以官员就会通过引经据典、层层铺垫，既能展现对事情的全面思考，
也能降低因言辞直白而触怒皇帝的风险，本质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其次嘛就是科举得弊端了，古代官员大多通过科举选拔，而科举考试注重“引经据典、逻辑铺陈”的行文风格。
这种长期形成的写作习惯，会自然延续到奏疏撰写中，导致他们习惯用繁复的论述来支撑观点，而非简洁表达。
最后就是为了证明他们履职尽责，突出事务重要性，
在缺乏现代高效考核机制的古代，详尽的奏疏也是官员向皇帝证明自己“用心办事”的方式。
通过详细描述事件背景、过程、利弊分析，既能凸显事务的复杂性与重要性，
也能体现自己的勤勉与能力，为仕途积累正面印象。
但这招在老朱这里却是行不通的。
老朱讨厌冗长奏书的核心原因，就是他务实治国理念与高效行政需求与文臣“引经据典、铺陈冗余”的奏事风格产生冲突。
冗长奏书会极大的浪费时间，导致关键信息被淹没，严重影响行政效率。
元末官场文风浮夸、不切实际的风气，让老朱深恶痛绝。
他出身底层，更注重奏书能否直接说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非堆砌辞藻。
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是茹太素，这家伙曾上了一份1.7万字的奏疏，老朱读到6000多字仍然没有实质内容，
盛怒之下将其杖责，后发现核心建议仅有500字。
此事后，老朱更明确要求奏疏“直述其事，勿繁文”。
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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