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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6章 双十协定


一九四五年十月。

晋冀鲁豫边区,上党。

历史的车轮在碾碎了外敌的骨头后,并没有如人们期盼的那样停下休息。

而是带着尚未干涸的血迹,轰隆隆地转向了另一条更加残酷的轨道。

秋风扫过太行山西麓的黄土地,卷起漫天的枯叶。

陈墨站在长治城外的土塬上,手里拿着一份用粗糙马兰纸印发的《双十协定》公报。

纸上的墨迹有些洇化,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在诉说着和平的诚意。

然而,就在他脚下不到三公里的地方,枪炮声正像煮沸的粥一样剧烈地翻滚着。

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秋天。

陈墨没有沉浸在胜利的虚假狂欢中。

作为从未来跨越而至的幽灵,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那张在重庆谈判桌上签订的和平协议,甚至比不上一张用来擦拭枪管的破布。

此时的陈墨,已被编入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部。

他的视线前方,是阎锡山第十九军的阵地。

国民党的军队穿着崭新的美式黄绿色咔叽布军服,手里端着清一色的美制M1卡宾枪和汤姆逊冲锋枪。

天空中甚至还有美军涂装的C-47运输机在为他们空投补给。

而向他们发起冲锋的八路军——现在开始改称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依然穿着洗得发白、补丁摞补丁的灰军装。

手里拿的是抗战时期缴获的三八式步枪、汉阳造,甚至还有老旧的老套筒。

“先生,这仗打得憋屈。”

张金凤趴在陈墨身边的战壕里,用力吐出一口混着黄土的唾沫。

“打鬼子的时候,咱们是为国拼命,现在打这帮晋绥军,看着他们那长着和咱们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脸,这手里的枪,有时候真他娘的有点端不稳。”

他的军帽上破了个洞,那是刚才一发105毫米美制榴弹炮的弹片削过去的。

“端不稳也得端。”

陈墨放下那份《双十协定》,拿出铅笔在战地日记上记录着弹药的消耗率。

“这不是意气之争,这是中国命运的决战。他们坐着美国人的飞机来摘桃子,如果我们把枪放下,这八年流的血就全白流了。”

上党战役,是内战爆发前的一次大规模预演。

陈墨在这里,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内战的残酷。

没有民族大义的天然屏障,双方在战术和火力上的硬碰硬,让伤亡数字呈几何级数上升。

……

一九四六年七月。

中原解放区,宣化店。

梅雨季节的暴雨,将整个中原大地变成了一片泥泞的沼泽。

国共两党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彻底撕裂,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大军,以美械装备为主力,向只有六万人的中原解放区发起了钳形攻势。

全面内战,正式爆发。

陈墨跟随中原突围的部队,在倾盆大雨中艰难跋涉。

没有后方,没有补给。

天空是国民党空军的P-51战斗机在疯狂扫射。

而地面是泥泞到大腿根的烂泥路。

“快!把重机枪拆了!骡马陷进去了,人扛!”

雨幕中,部队的建制已经被打乱。

陈墨的鞋底早就磨穿了,双脚泡在泥水里,被锋利的石头割出了一道道血口子,但他感觉不到疼。

他脑子里只有一组组冰冷的数据:每天行军六十里,非战斗减员百分之十五,弹药储备仅够两次基数。

林晚紧紧跟在他身侧,用一块防雨布死死护着那杆莫辛纳甘步枪的枪机。

她的脸上没有表情,只是在每一次国民党军的照明弹升空时,将陈墨用力拉进灌木丛的阴影里。

突围的路上,陈墨看到了太多没有名字的死亡。

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为了保护电台不被雨水淋湿,将自己的雨衣裹在了机器上,自己却在第二天死于重度失温和斑疹伤寒。

没有人有时间为他挖一个像样的坟墓,只是在路边的泥坑里草草掩埋,上面压了两块石头,就算是块碑了。

这就是一九四六年的现实。

没有摧枯拉朽的胜利,只有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极限挣扎。

国民党军凭借着绝对的火力优势,将解放军从城市驱赶进山林,从平原逼入荒野。

……

一九四七年三月。

陕北,延安。

黄土高原的风,刮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惨烈。

胡宗南的二十五万大军,在数十架轰炸机的掩护下,分三路向这座中国革命的“圣城”发起了疯狂的扑击。

而此时防守延安的西北野战军,满打满算不到三万人。

这是陈墨穿越以来,经历的最压抑的一个月。

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

当撤退的命令下达到各级部队时,整个延安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悲愤之中。

很多从长征一路走来的老红军,蹲在窑洞门口嚎啕大哭。

刚刚入伍的年轻战士,死死抱着手里的步枪,红着眼睛质问为什么一枪不放就把圣地拱手让人。

陈墨作为总后勤部的一名高级参谋,负责指挥中央机关和档案的撤离。

清晨,宝塔山在晨曦中矗立,延河水静静地流淌。

王家坪的院子里,遍地都是被焚烧的废纸灰烬。

陈墨指挥着战士们将几台沉重的印刷机和电台装上骡车。

“教员。”

韦珍走了过来。

她用仅存的右手递给陈墨一个粗瓷水壶。

“大家心里憋屈,那可是延安啊。”

陈墨接过水壶,喝了一口带着黄沙味的凉水,目光扫过那些流着泪的战士。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陈墨的声音平静得像是一块石头。

这是他在这场宏大的历史剧本中,唯一能用来安慰自己的真理。

“胡宗南要的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我们就把这几百孔空窑洞送给他。”

“等他这头肥猪钻进了陕北的千沟万壑,我们再用这把钝刀子,一点一点地割他的肉。”

撤离的那天下午,国民党军的轰炸机飞临延安上空。

成吨的高爆弹和燃烧弹倾泻在这座没有防空火力的城市里。

陈墨站在撤退的土塬上,回头望去,新市场被大火吞没,大礼堂的屋顶轰然坍塌。浓烟遮蔽了太阳。

他没有流泪。

因为他知道,这不仅是一场战略转移,这是一场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残酷赌博。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陈墨跟随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开始了那场著名的“蘑菇战术”。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啃树皮、喝泥水。

二十几万敌军在屁股后面紧追不舍,部队每天要在黄土高坡的沟壑间穿插上百里。

鞋子走烂了就光着脚,干粮吃光了就嚼草根。

陈墨的体重在一个月内掉了整整二十斤。

他的颧骨高高突起,眼睛因为长期的熬夜和营养不良而深深凹陷。

但他和所有的参谋一样,每天必须在昏暗的油灯下,精确计算出敌人每一个军、每一个师的行军速度、补给状况和心理疲劳度。

紧接着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

三战三捷。

当蟠龙镇的物资仓库被打开,看着那堆积如山的美国面粉、罐头和崭新的军装时,许多战士扑在那些面粉袋子上,又哭又笑。

陈墨蹲在一个被炸毁的碉堡旁,用一把缴获的美制匕首,面无表情地撬开一个牛肉罐头,递给了身旁累得几乎虚脱的林晚。

“吃吧。”

陈墨看着她干裂流血的嘴唇。

“从今天起,攻守易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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