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8章 全面反击2
施密特想了想说道。
“纪录片拍摄的事，我来协调。
总政治部下属的宣传处有这方面的经验——去年五年建设成就展的纪录片就是他们拍的，虽然内容偏重经济，但拍摄团队的技术底子是有的。
这次追加军事题材，需要从一线部队抽调一些有摄影基础的同志，我让宣传处报个方案上来。”
他顿了一下，补充道：
“另外，我建议在纪录片的最后一组镜头里，加上非洲的内容。”
“如果‘联合利剑’展示的是我们打碎旧世界的能力，那非洲的这些画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建设新世界的能力。
两种能力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
韦格纳那双因为常年熬夜而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苍老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点温暖的东西——不是感动，是欣慰。
施密特这个人如今依然没有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
“就这么办。”韦格纳说。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
七月的热风裹挟着柏林街头的喧嚣涌进来，楼下威廉大街上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韦格纳把手撑在窗台上，微微眯起眼睛。
阳光把整个柏林城镀上一层金黄色的光，施普雷河像一条银色的带子从城中间穿过，河的南岸，那个巨大的红色标语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面对着他最亲密的两个战友。
“非洲的事还没完。
萨莱死了，但英美的策略不会死。
他们在这片大陆上经营了那么多年，不会因为死了一个萨莱就收手。”
“但我们有机会。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比较有利——我们打了一场干净利落的丛林追击战，没有跨过边境线，没有留下任何把柄，反而拿到了他们扶植武装、颠覆政权的铁证。
对鲍德温政府来说，这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们这次能把这张牌打到什么程度，就看你们了。”
施密特点了点头。
克朗茨也点了头。
韦格纳走回办公桌前，
“散会。”
施密特回到总政治部大楼的时候，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三楼宣传处。
宣传处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几个编辑正在为一篇关于农业合作社的长篇通讯校对，看见施密特走进来，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坐你们的。”
施密特摆了摆手，径直走到处长维纳的办公桌前。
维纳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在柏林大学读过新闻学和经济学，毕业后进了《红旗报》，一路干到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
“维纳同志，明天的《柏林日报》头版，已经定版了吗？”施密特问。
维纳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四点四十。正常情况下，《柏林日报》的头版在下午四点之前就应该定版了，但维纳接到了上级部门的命令，于是说：
“还没有。我在等您的电话。”
施密特微微点了一下头，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放在维纳桌上。
“这是全部素材——照片、口供摘要、人物背景。
头版标题用‘英美铁证——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黑手。”
维纳拿起那份文件，迅速翻阅了一遍。
“这是……够重磅的。”
“明天早上七点之前，样报送到我办公室。
英文版《国际新闻通讯》同步刊发，译文质量要把好关，不能有任何词不达意的地方。”
“明白。”
“另外，”施密特正要转身离开，忽然又停下来，
“把美国人的照片单独洗一张出来，发一份给塔斯社，让他们转交给美共的《工人日报》。
这是他们用在内部宣传的素材，照片要在背面注明来源。”
维纳微微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施密特的用意。
美国人卡特的口供里，供出了美国国内某些基金会和黑市渠道为萨莱提供资金的细节。
这些东西如果由德国媒体公布，美国人会说这是“共产党德国的宣传”；但如果由美国共产党自己的报纸来公布，那就是“美国人民了解真相的权利”。
口径不同，效果自然是天差地别。
“我这就去办。”
施密特转身走出宣传处办公室，拐进楼梯间，上了四楼。
四楼最里面的房间，是宣传部新建的“国际影像传播科”——一个很长的名字，做的事情很简单也很新：
把德国和共产国际各国的建设成就、军事力量、文化生活，通过电影胶片的方式，向全世界传播。
屋里坐着三个人，看见施密特进来，都站了起来。
“坐。”施密特简略地挥了一下手，
“《联合利剑》演习的纪录片拍摄方案，克朗茨同志那边已经定了调子。
你们的任务是拿出具体的分镜头方案和执行计划。”
他从公文包里又抽出一份文件。
“这是总要求。你们回去消化一下，争取尽快提交初步方案。”
坐中间的那个人接过文件，翻开看了一眼，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很快又展开了。
“施密特同志，我有一个问题。”
“说。”
“纪录片的内容，是全程全景的事情，我们肯定能做好。
但我想问的是——这部纪录片拍完之后，主要的发行渠道是什么？共产国际的电影发行网络目前还不完整，欧洲大陆内部问题不大，但往美洲、亚洲、非洲的发行，我们还没有成熟的通道。”
施密特看着这个人，目光里有一丝赞许。能想到发行问题，说明不是在应付差事。
“发行渠道的事，不用你们操心。
共产国际执委会那边会协调，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各地区都有我们的同志在负责。”
他停顿了一下。
“你们要做的，是把片子拍好。拍好了，自然会有人想办法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
“明白。”
威廉大街七十七号，夜色已经完全落了下来。
韦格纳还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他还在看着从非洲发回来的那几份文件。
最上面的一份是隆美尔从非洲发来的详细报告，整整七页，逐日记录了追击萨莱的全过程。
中间有一段写的是萨莱临死前的对话——“终有一天我会回来的”云云，韦格纳反复看了两遍，然后拿起一支红铅笔，在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他想起了一九一八年冬天的德国街头。
那些穿着灰色军装、袖上缠着红色布条的士兵，那些在高高堆起的街垒后面高唱《国际歌》的工人，那些从工厂、军营、贫民窟里涌出来的人潮。
他们在推翻一个旧世界的时候，眼睛里也燃烧着和萨莱一样的狂热。区别在于——群众们的狂热是指向解放的，萨莱的狂热是指向压迫的。
法属赤道非洲的那片雨林里，一定还有无数个“萨莱”。
有些人会读他的书，有些人不会读；有些人会打着他的旗号，有些人会指着他的画像骂他祖宗八代。
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以为革命就是换一些人坐在上面，以为暴力就是目的本身，以为说几句“非洲人的非洲”就是反帝反殖民了。
韦格纳放下红铅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了穿越之前的时候，他住在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里，裹着一条薄毯子，在读一本从旧书店淘来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
那本书的书页已经发黄发脆，读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八个字的时候，他抬起头，阁楼的天窗外面是另一个时空的繁华的夜空。
那个少年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会坐在柏林威廉大街的办公室里，思考着如何来改变世界的走向。
他也不会想到，那些曾经让他彻夜难眠的问题——革命胜利后怎么办？政权会不会蜕化？官僚化怎么治理？人心怎么凝聚？
至今没有一个有标准答案，每一个都需要他和他的同志们用一天又一天的、枯燥的、琐碎的、不那么激动人心的日常工作来回答。
窗外的柏林城灯火渐稀。
韦格纳看完了，把报告合上，放进抽屉里。
伦敦，华盛顿。
来日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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