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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5章 火热反响


七月十五日,《丧钟为谁而鸣》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西班牙、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十七个国家同时发行。

德文版由柏林建设出版社印刷,首印二十万册;法文版印了十二万册;意大利文版八万册;俄文版二十五万册。

柏林发行首日,红旗出版社的卡车往市区各大书店送货时,买书的读者已经排起了长队。

执勤的民警不得不临时增设护栏、加派人手维持秩序。

柏林街头,记者沃纳·霍尔曼站在陶恩齐恩大街的赫塔书店门口,采访刚买到书的读者。

第一个接受采访的是个穿灰色工装的中年钳工,左手抱着刚付完款的书,右手牵着穿水手裙的小女儿。

“您为什么来买这本书?”霍尔曼问。

“因为这是我弟弟参加过的仗。”老钳工的声音很沉,

“他当年在军队的工程兵部队服役。

他总是跟我说总有一天能看到解放世界之后的样子,可惜他在西班牙没能回来。

我买这本书,是想替他看看——他们当年拼死拼活打下来的那个西班牙,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

霍尔曼沉默了很久。

老钳工没有再说什么,拉着女儿的手慢慢走远了,消失在大街的人流里。

第二个受访者是柏林大学的学生。

他的金发剪得很短,手上拎着军绿色帆布书包,肩上斜挎着印有红旗出版社标志的单肩袋,袋口露出刚买的《丧钟为谁而鸣》。

“同学,你为什么买这本书?”霍尔曼上前采访。

“因为我明年要参军了。”

年轻人回答,

“我要去的部队是国际主义旅,专门接收外语专业毕业生的单位,负责与兄弟国家军队的联络工作。

别人问我为什么要去当兵,我的答案很简单——韦格纳同志说过,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

我要为德国、为欧洲、为全世界那些还没解放的地方的人而努力奋斗。

世界人民正在受苦,我不能假装看不见。

海明威在书里写的那些国际纵队的同志们,就是我的榜样。”

韦格纳是在第二天上午读完《丧钟》的德文译稿的。

办公室的窗帘半开着,六月的阳光从窗缝挤进来,在红木桌面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光带。

“施密特同志,这本书你读了吗?”

“读了主席。”施密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昨晚读到凌晨三点,熬了个大夜。”

“读到哪一段了?”

“罗伯特·乔丹在最后跟那个德国同志说,韦格纳同志说过一句话——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不是剥削,是它让普通人觉得自己的苦难理所当然。”

“这是您当年在党校给国际纵队的干部学员讲课时说的。”

韦格纳点点头,拿起那本书,翻了几页。

“这个海明威同志,不简单。

他不是共产党员,没加入过任何党,但他是真正的革命者。”

革命是什么?

韦格纳在心里自问自答,不是占领几座城市、赶跑几个总统就完事的。

革命最难的那部分,是在人心里面搞建设——让被压迫过的人重新相信自己是人,让被践踏过的人重新学会站起来。

海明威的书,就是在做这个事。”

他顿了顿,

“他比很多整天喊口号的同志都强。”

施密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

“主席,您这话要是让李卜克内西同志听见了,又要写长信来提意见了。”

“让他写。”韦格纳一挥手,

“他哪次开会不提意见?不提意见就不是卡尔·李卜克内西了。

但他提归他提,我听归我听。

他觉得我有的时候太温和,说他应该留在街头而不是会议室。

我告诉他——你不留在会议室,谁替那些上不了街的人说话?”

走廊里传来轻快的脚步声。诺依曼抱着一摞文件走进来,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

“主席,总政治部刚送来的简报。”诺依曼把文件放在桌上,

“《丧钟为谁而鸣》在英国的销售情况。伦敦的同志发来消息说,这本书已经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传开了。”

“哦?不是被禁了吗?”

韦格纳有些意外。

“被禁是被禁了,但禁不住。”诺依曼的回答很简短,

“伦敦的同志通过我们秘密渠道运进去第一批三千册,三天就卖光了。

现在黑市上一本《丧钟》能换十英镑,还买不到。”

韦格纳想了想。

“十英镑?抵得上伦敦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

“不止。”诺依曼说,

“有些工人买不起,就几个人凑钱买一本,轮流读。

更有甚者,买不起书的就借别人的,用打字机一页一页地打出来,装订成册,在工友之间传阅。

有的人文化程度不高,读不了原文,就拿去请人翻译,一句一句地解释给他们听。”

施密特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英国资产阶级这回是真急了。”

“急有什么用?

他们越禁,工人越想看。”

韦格纳站起身,窗外柏林街头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他们不明白一件事——纸包不住火。你越捂着,它越要烧。

你把书烧了,把报纸停了,把电台关了——你把所有能关的都关了,但你关不住人的脑子。

人长了脑子就会想,想了就会问,问了就要知道答案。

到那时候,你拿什么挡?”

施密特说:

“我看啊,他们又要拿警察挡,拿军队挡,拿监狱挡。”

“挡得住吗?”

“自然是挡不住的。”施密特说,

“从来没有人能靠警察和军队挡住思想的传播。”

下午,台尔曼的电话打到韦格纳办公室。

“主席,伦敦刚刚发生了件事。

白金汉宫门前有人举着《丧钟为谁而鸣》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献给那些不愿意被代表的人’。

麦克唐纳的政府紧急下令,增派警力驱散了示威的群众们。

但防暴警察在行动中逮捕了十一名示威者,其中有几个是退役军官。

我们的人混在人群里,拍了不少照片。”

韦格纳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恩斯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英国人怕的是海明威这本书,还是怕这本书让他们的老百姓知道太多?”

“都怕。”台尔曼的回答很干脆,

“他们怕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写的是他们不想让老百姓看见的事。

他们更怕老百姓知道太多,是因为老百姓知道得越多,他们的统治就越不稳。”

“那你觉得这本书能在英国工人中间传开吗?”

“能。他们已经传开了。”

韦格纳笑了。

“那就好。”

与此同时,伦敦东区一家破旧的公寓楼里,十几个码头工人和失业矿工围着一盏煤气灯。

灯罩上糊着报纸,报纸上印着“内政部查禁书目”几个字号,被戳了红章——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赫然在列。

煤气灯旁的桌上摊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英文原版,扉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铅笔批注。

读报的人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工人,他的声音沙哑但有力。

他读的是故事的高潮部分——国际纵队全线出击,德国同志的坦克突破防线,罗伯特·乔丹倒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这个世界是个好地方,我们值得为它奋斗。’”

“‘他等了很久。然后他感觉到自己靠在那棵松树上,感觉到大地在炮声中颤抖。

他想起他的祖父——那个在美国内战中战斗过的老人。

他想起他父亲——那个在另一个时代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人。

然后他想起了玛丽亚。不是想起她的脸,不是想起她的声音,是想起她在黑暗中的那条隧道里说过的一句话:‘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跟着你。’

他闭上了眼睛。炮声越来越密。

他知道,天亮之前,桥会炸掉,敌人会溃败,他们那些还活着的人会继续往前走——走向马德里,走向巴塞罗那,走向所有还没有解放的地方。

而他就留在这里了。不,不是留在这里。是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了。

这片他为之战斗过的土地。’”

厨房里鸦雀无声。煤气灯的光在每个人脸上跳动着,

读完了。没有人说话。

一个年轻工人低下头用袖口擦了擦脸。

“……他不是西班牙人。”年轻人的声音闷闷的,“他为什么要为西班牙死?”

“因为他不能假装看不见。”

老人沙哑的嗓音回荡在死寂的厨房里,

“一个人不能假装看不见别人受苦。

你看见了,你就不能说你不知道。

你说你不知道,是你骗自己。

等你骗不了自己了——你就得做点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什么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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