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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章 韦格纳的反应


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深夜十一点。

卡尔·韦格纳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手里拿着一份电文。

窗外,柏林城的灯火在夏夜中延伸,远处,亚历山大广场上新安装的霓虹灯牌闪烁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照亮了半条街。

电文上的文字他已经读了第三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今日正式成立……各共和国代表全票通过……列宁同志虽未出席仪式,但全程指导了筹备工作……期待与德国同志并肩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玻璃上倒映出韦格纳的面容——比四年前在304高地时有些成熟了,鬓角也有了些许白发,只有那双眼睛,依然保持着清醒与沉重。

韦格纳转身走回办公桌。

在桌面上找出了三份文件:

最左边是苏联成立贺电的德文译本;中间是德国驻莫斯科贸易代表发回的报告;右边是一份医疗档案的摘要——列宁同志的病历。

韦格纳拿起医疗档案。

上面的德文记录是他亲自要求卫生人民委员部整理的,资料来源包括:

去年赴俄的德国医疗专家组回忆、与列宁有过接触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描述、以及从瑞士弄到的旧病历。

“进行性动脉硬化……脑血管损伤……右半身瘫痪进行性加重……语言功能受损……”

韦格纳闭上了眼睛。

那个躺在戈尔基村床上不能动弹的老人,那场最终导致苏联走上特定道路的权力斗争,那个在二十世纪投下漫长阴影的巨人及其悲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在这个时空里,他曾多次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邀请列宁来柏林接受治疗。

德国有全欧洲最好的神经内科医生,有比莫斯科更充足的药品,有更稳定的生活环境。

但每次邀请都被婉拒——有时是“工作繁忙”,有时是“不便离开”,最近一次的回电甚至直接说:“我的战场在莫斯科。”

韦格纳理解这种固执。

一个缔造了革命的人,怎么可能在关键时刻离开自己的心血呢?

他放下病历,拿起驻柏林特使的报告。

“……签字仪式上,托洛茨基始终保持沉默,但在乌克兰代表提出‘退出权’条款时微微点头……季诺维也夫宣读主席贺电时,斯大林全程记录……仪式结束后,核心层在小会议室闭门讨论近两小时……”

韦格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个发往苏联的贺电——什么“最坚定的盟友”,什么“易北河与伏尔加河”——每一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在为德苏的关系设定下大体框架:是平等的战略伙伴。

在这个框架下,德国可以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但绝不会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指挥棒;可以与苏联进行深入的经济军事合作,但必须保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立自主。

这样做风险很大。

韦格纳知道莫斯科那些人的性格

一个不受控制的、强大的、拥有自己革命理论的德国,对莫斯科的有些‘同志’来说可能是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棘手的“问题”。

但韦格纳必须这样做。

在他的记忆里,那个一度席卷半个世界的红色帝国最终在1991年冬天轰然倒塌。

他记得自己——在另一个时空的那个自己——还是个年轻学生时,在图书馆翻看苏联解体的报道时那种复杂的失落感。

一个理想如何从诞生走向异化最后破灭掉的悲剧。

“我不能让德国走上那条路。”

韦格纳低语,

“也不能让革命因为大国沙文主义而变质。”

但这需要微妙的平衡。

德国需要苏联——作为战略纵深,作为资源来源,作为分担西方压力的盟友。

苏联也需要德国——作为技术来源,作为对抗西方的前沿,作为革命合法性的证明。

问题在于:

这种需要能否转化成健康的合作,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或控制?

“铃铃!”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韦格纳走回去接起。

“主席同志,我是奥托。”

听筒里传来克朗茨的声音,

“收到莫斯科的回电。他们感谢您的祝贺,并正式邀请您访问苏联。措辞很是热情。”

“有多热情?”

“非常热情。提到‘兄弟般的期待’、‘历史性的会晤’、‘共同规划世界革命蓝图’。”

韦格纳微微一笑。

“回复苏联同志:我们深感荣幸,将在适当时候安排访问。”

“明白。还有……安全委员会送来一份补充情报。”

克朗茨停顿了一下,

“关于列宁同志健康状况的评估。我们的医疗专家分析了最近一次列宁公开讲话的录音,认为他的语言功能障碍比六个月前明显加重。

同志们判断……如果再不接受系统治疗,情况可能在未来十二到十八个月内急剧恶化。”

韦格纳沉默了。

十二到十八个月。和原本历史的轨迹大致吻合。

“知道了。”

“把评估报告归档。不要外传。”

挂断电话后,韦格纳重新站到窗前抽着烟。

夜色中的柏林安静了下来,只有远处高速公路工地上还有几点灯火。

韦格纳想起了自己这四年半所做的一切:

建立劳动马克体系,推行农业集体化,改造旧军队,发展汽车工业,修建高速公路……每一步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让德国成为一个强大、富裕、人民有尊严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让普通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苏联呢?在原本的历史上,它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快速工业化但付出巨大代价,集体化导致饥荒,大清洗吞噬了无数人的生命。

最终它建起了能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和工业巨人,却在民生、自由、人的尊严方面留下了深重的债务。

“我能做得更好吗?”

韦格纳问窗玻璃中的自己,

“或者说,我只是在重复另一种模式的错误?”

没有人能给韦格纳答案。

他想起老师常说的一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这个被改写的1922年,道路依旧曲折。

德苏关系、党内路线、外部压力、经济发展……韦格纳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像是在走悬崖上走钢丝。

韦格纳凝视着窗外的灯火:

“老师,如果换作是您……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复杂的、既可能是战友也可能成为对手的红色巨人,您会怎么做呢?”

韦格纳闭上眼睛: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韦格纳缓缓睁开眼。

窗玻璃上,他的背影似乎挺直了些。

半晌,韦格纳走回办公桌,摊开一张信纸。提笔写下:

“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

“亲爱的同志:

欣闻联盟正式成立,此实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里程碑。德国八千万劳动人民与您和苏联人民站在一起。

然有一事,我必须以同志兼友人之身份直言:

请您务必保重身体。柏林有欧洲最好的神经医学专家,有完善的疗养设施,有安静的环境。

我再次、且最诚挚地邀请您来此休养治疗——哪怕只有一个月。

世界可以等待,但健康不能。

您的同志,

卡尔·韦格纳”

做完这一切,韦格纳推开门。夏夜的风带着菩提树的花香吹进来。

也许——只是也许——这一次,两条道路可以并行而不相害,竞争而不相恶。

也许社会主义可以证明,它不需要单一模式,不需要霸权中心,不需要牺牲一代人来“建设未来”。

凌晨一点的钟声从柏林大教堂传来。韦格纳回到室内,关上阳台门。桌上,那封给列宁同志的信静静躺着。

韦格纳在日程本上写下明天的第一项工作:

“召集经济委员会——讨论与苏联的五年贸易协定草案。原则:平等互利,保持独立,技术换资源,但不开放核心工业。”

这一次,韦格纳相信黎明会到来,他一定会在曲折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出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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