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5章 变革之难

傅云舟的文章《变革之难与希望之光》在三天后见报了。

这次他没有像第一篇那样直接触及具体利益，而是从更宏阔的角度谈北地的困境与出路。他写北地地处偏远，土地贫瘠，商业不兴，年轻人大批南下谋生；写旧式乡绅把持地方，新式教育难以推行；写军阀割据的大背景下，一地的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文章依然犀利，但多了几分沉郁的建设性。他在结尾写道：“变革之难，难在积弊已深，难在人心涣散，难在内有掣肘，外无援手。然希望之光，亦在于此——正因为艰难，每一步前行都更显珍贵；正因为孤独，每一份坚持都更需勇气。北地的希望，不在天降救星，而在每个不甘沉沦的普通人，在每一份微小的努力与坚守。”

文章刊出后，反响比第一篇更复杂。年轻学生和进步商人热烈追捧，茶馆里常有人整段整段地背诵；而保守派则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书生空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冯旅长那边暂时没了动静，但北地城暗流涌动。

十月初，陆承钧正式颁布《北地码头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所有货物抽成不得超过货值百分之五，并成立码头监督委员会，由商会、脚行、督军府三方派人组成。

条例颁布当天，码头发生了小规模骚乱。冯有才小舅子手下的几个把头煽动脚夫罢工，说新规断了大家活路。罢工持续了半天，直到张晋带兵到场，当场抓了两个带头闹事的把头。

张晋站在码头的石墩上，对聚拢的脚夫们喊话：“少帅定的规矩，不是要断大家活路，是要让大家有活路！以前抽三成，你们一天挣三十文，到手二十一；现在抽一成五，你们一天挣三十文，到手二十五文半！这笔账，你们自己算！”

有老脚夫在底下小声说：“理是这个理，可那几个把头说，以后活儿会少……”

“活儿少不少，不是把头说了算，是商路说了算！”张晋声音洪亮，“少帅已经和省城的商会谈妥，只要码头整顿好，抽成降下来，每月从省城来的货船能多三成！活儿只会多，不会少！”

这话有说服力。脚夫们多是苦出身，算账实在。很快有人嚷嚷：“那还罢什么工？干活挣钱！”

骚乱平息了，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十月中的一天傍晚，傅云舟刚走出报馆，就被两个穿长衫的人拦住了。不是军装，看起来像是商号伙计。

“傅先生，我们东家想请您喝杯茶。”为首的中年人拱手，态度比上次冯旅长的人客气得多，“在东兴楼，雅间已经备好了。”

傅云舟看了看天色：“不知贵东家是？”

“东家姓周，做药材生意的。看了您的文章，很是钦佩，想结交您这样的文人雅士。”

傅云舟想了想，点头：“请带路。”

东兴楼是北地城最好的酒楼，三层木楼，雕梁画栋。雅间在二楼临街的位置，推开窗就能看见文昌阁的飞檐。

周老板五十来岁，圆脸，笑眯眯的，穿着绸缎长衫，手上戴着一只翠玉扳指。见傅云舟进来，他起身相迎，执礼甚恭。

“傅先生大驾光临，周某荣幸之至。快请坐，尝尝这新到的龙井。”

茶过三巡，周老板才切入正题：“傅先生的文章，周某每期必读。尤其是这篇《变革之难与希望之光》，写到了我们生意人的心坎里。北地商业不振，非一日之寒啊。”

傅云舟不动声色：“周老板过奖。傅某只是纸上谈兵，真正做实事的，还是你们这些商人。”

“哎，商人也不好做。”周老板叹了口气，“就说这码头新规，本是好事。可执行起来，难啊。”

傅云舟抬眼：“哦？难在何处？”

周老板压低声音：“冯旅长那边虽然明面上认了，暗地里却使绊子。码头监督委员会里有他的人，每次验货都故意拖延，说是要‘仔细核查’。货船多停一天，就多一天的费用。有些省城来的客商等不起，宁愿多花点钱走老关系。”

傅云舟眉头微皱。这手段比明着对抗更阴险。

“而且，”周老板凑得更近，“我听说，冯旅长联络了几个老派的乡绅和商号，准备在月底的议政会上发难。他们要提‘裁减军费，减轻商税’的议案，表面上是为民请命，实际是要逼少帅让步——军费减了，码头那边自然就没钱派驻监督的人，新规也就形同虚设了。”

傅云舟心中一震。这确实是一步狠棋。陆承钧的军费本来就紧张，如果再被裁减，不仅码头改革难以为继，整个北地的防务都可能受影响。

“周老板为何告诉我这些？”傅云舟问。

周老板正色道：“因为我看得明白，北地要真有出路，还得靠少帅这样的实干派。冯旅长那些人，眼里只有自己的钱袋子。我周某虽然也是商人，但还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北地真乱了，谁都讨不着好。”

他顿了顿，给傅云舟续上茶：“傅先生的笔杆子，能影响人心。月底议政会的事，如果能在报纸上提前造些声势，让百姓知道军费不能轻动，或许能帮少帅顶住压力。”

傅云舟沉默良久，终于开口：“周老板的好意，傅某心领。但报纸不是为某个人服务的工具，它要说真话。军费问题确实该讨论，不能因为是少帅的就动不得，也不能因为是冯旅长提的就全盘否定。我会关注此事，如实报道。”

周老板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傅先生果然是真正的报人！好，好！周某没看错人！”

那晚傅云舟回到槐树胡同，没有立刻写稿。他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看着秋夜的星空，思绪纷乱。

周老板的话印证了他的猜测：北地的斗争远比表面复杂。陆承钧要改革，触动的不仅是冯有才一个人的利益，而是一个盘根错节的旧势力网络。这些人在北地经营多年，关系网遍布军政商学各界，他们不会坐视自己的利益被一点点蚕食。

而陆承钧呢？他年轻，有抱负，手里有兵权，但根基尚浅。老督军留下的班底里，真正忠于他的人并不多。他像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失衡。

傅云舟忽然想起陆承钧那夜说的话：“这世上的事，很少能纯粹。”

是啊，不纯粹。周老板报信，固然有支持改革的一面，但何尝没有自己的算计？药材生意最依赖商路畅通，码头整顿对他有利。而自己写文章，看似客观中立，实际上已经在无形中选定了立场。

第二天，傅云舟去督军府找陆承钧。

张晋把他引到书房时，陆承钧正在看地图，图上用红蓝铅笔做了许多标记。见傅云舟进来，他直起身，脸上有掩饰不住的疲惫。

“傅先生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陆承钧示意他坐，“月底议政会的事，听说了吧？”

傅云舟点头：“周老板跟我说了。”

陆承钧笑了笑：“周秉仁是个明白人。他昨天也来找过我，说的差不多。”他走到窗前，背对着傅云舟，“冯有才这一招很聪明。裁减军费，听起来冠冕堂皇，能拉拢不少中间派。我若反对，就显得只顾一己私利；我若同意，码头改革乃至整个整顿计划都会受阻。”

“少帅打算如何应对？”傅云舟问。

陆承钧转过身，眼里有血丝，但目光锐利：“我不打算在议政会上跟他们辩论军费该不该减。”

傅云舟一愣。

“我要在议政会召开前，先公布明年北地的财政预算。”陆承钧走回桌前，拿起一份文件，“这是清澜帮我做的，所有开支列得清清楚楚：军费多少，教育多少，修路多少，赈济多少。我要让全北地的人都知道，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傅云舟接过文件，仔细翻看。预算做得很细致，甚至列出了每个连队的伙食标准、每所学校的修缮费用。军费确实占了最大头，但旁边有详细的说明：北地地处边境，常有流寇骚扰，必须保持一定兵力；而这些兵力除了守土，还要参与修路、筑堤等工程，并非纯消耗。

“公布之后呢？”傅云舟问。

“之后，我会在报纸上开一个专栏，就叫‘北地财政问答’。”陆承钧说，“任何人对预算有疑问，都可以来信，我会亲自解答。同时，我邀请商会、乡绅、学堂代表组成一个临时监督委员会，每月查一次账，确保钱都花在明处。”

傅云舟听得心潮起伏。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军阀中闻所未闻。公开财政，接受监督，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

“少帅不怕有人借机生事？”傅云舟问。

“怕，但更怕糊里糊涂失去人心。”陆承钧坐下来，揉了揉眉心，“冯有才那些人攻击我，无非是说军费太多，百姓负担重。我把账目摊开，让大家看明白：北地养这些兵，不是为了我陆承钧的私利，是为了保境安民。如果大家真觉得兵太多了，可以讨论裁减哪里；如果觉得某笔开支不合理，可以提出来调整。”

他顿了顿，看向傅云舟：“这就需要傅先生和《北地新声》的配合了。公开预算，解答疑问，都需要通过报纸。这件事，可能会让报馆承受更大压力。”

傅云舟沉默片刻，问：“少帅，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请问。”

“你做这些，最终是为了什么？”傅云舟直视着他的眼睛，“是为了巩固权力，还是真的想为北地谋一条出路？”

书房里安静下来，能听见窗外风吹过梧桐的声音。

陆承钧没有立刻回答。他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泛黄的《资治通鉴》，翻开一页，里面夹着一张照片。他把照片递给傅云舟。

照片上是年轻时的老督军，穿着旧式军装，站在一片焦土前，身后是坍塌的房屋。照片背面有一行褪色的字：“民国七年，黑山匪患后摄。吾辈军人，不能保境安民，愧对父老。”

“我父亲是个粗人，但常说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陆承钧的声音很低，“他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北地交给你了，别让它毁了，也别让它永远这么穷。”

他把照片小心地夹回书里：“这些年，我见过太多军阀割据、鱼肉百姓。我不想变成那样的人。但现实是，没有权力，什么也做不了；可如果只为权力，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他重新看向傅云舟：“傅先生，我不是圣人，我有野心，有算计，有时候手段也不干净。但我的底线是，北地必须变得更好，这里的百姓必须活得更有尊严。为此，我可以跟冯有才斗，可以跟旧势力周旋，也可以——”他顿了顿，“接受舆论的监督和批评。”

傅云舟看着这个比自己还年轻几岁的少帅，忽然理解了那种沉重。那不是故作姿态的忧国忧民，而是真正把一方水土扛在肩上的责任。

“我会全力配合。”傅云舟说，“《北地新声》会如实报道预算内容，开设问答专栏，也会刊登不同的声音——包括批评的声音。”

陆承钧点点头：“谢谢。”

离开督军府时，天已近黄昏。傅云舟走在文昌胡同的青石板路上，秋风吹落梧桐叶，金黄的一片片在夕阳里打旋。

他想起省城那些高谈阔论的同仁，他们批评时政，激昂文字，却很少真正去想：如果换作自己，该怎么办？现实不是文章，可以写得尽善尽美；现实充满了泥泞、妥协和不得已的选择。

回到报馆，陈先生正在等他，脸色不太好看。

“云舟，刚收到一封信。”陈先生递过一个信封，没有署名，字迹歪斜，像是故意掩饰。

傅云舟拆开，里面只有一张纸条，写着一行字：“文人莫干政，笔杆子硬不过枪杆子。好自为之。”

“什么时候收到的？”傅云舟问。

“下午，一个小孩送来的，给了就跑。”陈先生忧心忡忡，“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封了。之前两封只是骂，这封算是警告了。”

傅云舟把纸条扔进废纸篓：“不必理会。”

“可是……”

“陈先生，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料到会有这些。”傅云舟平静地说，“少帅要公开财政预算，接下来一段时间，报馆的压力会更大。您如果担心，可以先回省城避避。”

陈先生花白的眉毛一竖：“你这是什么话？我老陈虽然怕事，但也不是临阵脱逃的人！这《北地新声》是我们一起办起来的，要扛一起扛！”

傅云舟心头一暖：“谢谢先生。”

那一夜，傅云舟熬夜写稿。他要把陆承钧公开财政预算的决定写成报道，既要客观，又要让普通人能看懂。他反复斟酌字句，写写改改，直到凌晨。

稿子写完时，他推开窗户透气。秋夜的寒气扑面而来，远处传来打更的声音：三更天了。

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风里摇晃。傅云舟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读《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时他不甚理解，只觉得是读书人的漂亮话。

如今站在这北地小城的秋夜里，他才懂得这句话的重量。忧的不是抽象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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