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东林党，我们不是傻子
当太子在接受百官朝拜的时候。
所有人都下意识的忽略了，海面上，还有一艘更大的御船没下来。
那是皇帝的船，最是醒目，但根本没人提及。
‘圣躬违和’是一块遮羞布，谁要是敢把这块遮羞布掀起来。
面对的，必然是雷霆万钧的暴风。
正常情况下，其实不怕死的东林党人还是有的。
总有那种看不清形势的傻大胆。
譬如六科给事中，品级虽低，从七品，却拥有封驳之权，可以驳回他们认为不合理的诏旨，可以弹劾任何级别的官员，甚至可以风闻奏事，听到风声就能弹劾，不需要确凿证据。
这是言官的职业本能。看到不合规矩的事不说话，他们会觉得自己失职。
太子软禁君父、以兵威镇压南京，在言官眼中，这是天大的事。何况南京的给事中们大多是失意之人，被冷落在留都多年，朝廷南迁本是他们的出头之日，结果太子一来，他们的权力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被京营的刀枪架住了脖子。
按理说，怎么都有可能，跳出一两个死脑筋的玩意出来。
可今日，偏偏没有。
这就得功于朱慈烺在北京应对哭谏的事情了。
京师的消息，其实传播挺大的。
当时哭谏被杖毙了一批官员，里头就有京城的六科给事中不少人。
当时消息传到南京来的时候，江南士林几乎是破口大骂。
廷杖这个东西，在明代士大夫心中是有特殊意义的。
嘉靖皇帝廷杖百官，被打死的那些人，后来都被追赠、赐谥，成为直臣的典范。
挨廷杖是光荣的，被打死是伟大的。
但太子的做法不一样。他不是因为言官谏诤而打人，而是因为言官哭谏。
跪在宫门前哭，为皇帝求情，就下令杖毙。
在江南士林看来，这比嘉靖还过分。
嘉靖打人，好歹是大礼议之争，双方各有立场。
太子打人，是因为臣子替皇帝说话。
这叫什么？
这叫阻塞言路，这叫钳制舆论，这叫以暴力压服人心。
江南有大儒言：‘自古未有以忠臣哭谏而杖毙者。桀纣之暴，不过杀龙逄、比干；今太子之暴，竟在桀纣之上。’
这话传出去，江南士林争相传抄，成了骂太子的金句。
还有就是骂违反祖制。
祖制这个东西，在明代是顶天的。
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后世子孙谁敢改，就是不肖子孙。
太子杖毙言官，在祖制上站不住脚，廷杖的权力，名义上是皇帝的，不是太子的。
太子虽然监国，但监国不等于皇帝。
以监国之身行廷杖之威，在江南士林看来，这就是僭越。
南京国子监的博士在讲学时当众说道：‘太子监国，代天子行事，非代天子逞威。廷杖乃皇权之极，非天子不可行。太子行之，置天子于何地？’
这番话传到外面，满座哗然。
没人敢公开反驳，因为道理确实是这样，太子打人，打的是大臣，打的是朝廷命官，打的还是替皇帝说话的人。
‘太子尚未登基，便以天子自居’。
这句话在江南士林中悄然流传，成了批判太子的核心论点。
最狠的就是骂大不孝、大不忠、大不义。
江南士林对崇祯的感情很复杂。
一方面，崇祯在位十六年，对东林党人并不友好。
温体仁、周延儒、杨嗣昌，崇祯重用的这些人，没几个是东林系的。但另一方面，崇祯是皇帝，是正统，是君父。
太子软禁君父这件事，在江南士林眼中，比任何罪行都严重。
子囚父，天理难容。
臣子囚君，形同反叛。
以兵威胁迫天子，与篡位何异？
南京复社就有人说：‘君父被囚，臣子当死。然太子以兵围之，以威胁之，使天下不得闻君父之声，不得见君父之面。此非监国，此篡国也。’
一时间江南士林传得沸沸扬扬。
不过也有人说‘篡国’太过，太子毕竟是储君。
有人说‘篡国’恰如其分，囚父而自专，不是篡国是什么？
有意思的是，江南士林骂太子的方式，与骂崇祯的方式截然不同。
骂崇祯，可以公开骂。
可以在茶楼里说，可以在奏疏里写，可以在邸报上登。
因为崇祯不会因为这些骂声就杀人，最多罢官、贬谪，不会要命。
骂太子，不行。
因为太子是真会杀人的。
所以江南士林骂太子的方式，呈现出阴狠的特点。
文章传抄，但不敢公开署名。万一查起来，可以推说是坊间流传。
多用隐喻、典故，比作桀纣，用古事讽今人。
不直接骂太子暴虐，骂小人误国、阉竖惑主。
什么太子年幼，恐为奸人所误。
太子聪明睿智，然血气方刚，易受人蛊惑诸如此类。
‘太子年十六而能独断，臣所未闻。京营之兵，郑氏之船，丘阉之谋，三者合而太子为之用。事成则太子专其名，事败则太子当其罪。此非爱太子，实害太子也。’
这话说得滴水不露，看似在替太子担忧，实则是在骂丘致中是阉竖，骂郑芝龙是奸商，骂太子是被利用的傀儡。
江南士林骂了几个月，骂声很大，传得很广。
但有什么用呢？
太子还是来了。
带着八万兵，一天拿下南京城。
那些骂得最凶的人，在太子入城那天，还是规规矩矩地跪在码头上，对着太子行四拜大礼。
没有人敢当面骂。
没有人敢上疏弹劾。
没有人敢在文庙哭。
刀架在脖子上，骂声就停了。
不怕死跟送死是两回事。
东林党人所谓的不怕死，从来不是主动找死。
而是死得有价值，是有选择性的。
要骂‘该骂的人’，要站在道德高地。
杨涟骂魏忠贤，不怕死，因为魏忠贤是阉竖，是祸国殃民的奸臣。
左光斗弹劾阉党，不怕死，因为他在维护正义，死后会被追赠、赐谥、写入史书，成为千古流芳的忠臣。
骂奸臣，死得其所。
骂暴君，名垂青史。
可太子是什么？太子是储君，是未来的皇帝。
当面骂太子，不是死得其所，而是以下犯上，是悖逆，是乱臣贼子。
更重要的是，就算当面骂了，谁会觉得是忠臣？
没有人。
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是个疯子。
因为太子做的事情，从表面上看，是符合章程的。
皇帝圣躬违和，太子监国，还有皇后的懿旨背书。
甚至大部分情况下，皇帝还能处理部分政务，奏章往来。
你说太子软禁君父，是事实，可证据呢。
皇帝还在批阅奏章呢，还有亲笔披红呢。
嘉靖帝二十余年不视朝，那是被软禁？
万历帝近三十年不朝、不见、不批、不补官，是软禁？
换个角度去看，崇祯说圣躬违和，让太子监国，是不是崇祯觉得自己有些事情不好出面，让太子去办脏事？
这事当真是扑朔迷离。
当面骂太子，太子不会醒悟，只会杀人。
这不是谏诤，这是自杀。
东林党人可没有自杀的传统。
八万京营士兵，先行镇压南京，解除地方兵权，然后才是圣驾下船。
这等做派，摆明了是要杀鸡儆猴的，谁都不想当那只鸡。
是以，海船的甲板上。
崇祯就站在船头，看着码头上，太子接受百官朝拜。
这个时候，崇祯脸色，已经不是用难看可以形容的了。
“朕才是皇帝。”
崇祯几乎是咬着牙说出的这话。
虽然早就有所预料，也早有了心理建设，可真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崇祯感觉自己还是受不了。
崇祯一怒，就只是怒了一下。
什么都做不了。
船上有上百亲卫，全是太子的人，码头上也是，整个南京城都是太子的兵。
喊一声，没人会听他的。
下圣旨，没人遵行。
但崇祯是不认的。
只要不认，只要还活着，只要还穿着这身龙袍，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还是皇帝。
太子可以监国，可以南迁，可以接管南京城防，可以做所有想做的事。
可太子不是皇帝。
皇帝是他，朱由检，崇祯皇帝。
只要他还活着，太子就永远是监国，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皇帝。
这是祖制，是礼法，是任何人都不能更改的铁律。
除非他死了。
他不会死。
他不能死。
他要是死了，太子就名正言顺了。
他活着，就是太子最大的障碍，就是太子永远迈不过去的那道坎。
崇祯在心里冷笑一声。
太子以为把他带到南京就万事大吉了？
以为把他软禁起来就能高枕无忧了？
太子的兵可以控制码头、控制城门、控制皇宫，可太子的兵能控制人心吗？
江南的士绅会怎么看？
天下的臣民会怎么看？
一个软禁君父的太子，一个架空皇帝的监国，他的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今日跪在太子面前的那些人，心里真的服气吗？
魏国公徐弘基，南京勋贵之首，世镇南京近三百年，他的心，真的向着太子吗？
史可法，南京兵部尚书，直接被下了兵权，他甘心吗？
还有江南的士林，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动辄搬出祖制礼法的东林党人。他们会怎么看待一个软禁君父的太子？
他们会怎么评价一个把皇帝当摆设的监国？
这些人，都可以是朕的棋子。
只要朕活着，只要朕还在，这些人就不会全部倒向太子。
朕还活着，这本身，就是太子最大的威胁。
崇祯目光逐渐淡漠下来。
他在等，等一个机会。
他不信，太子会一直这么顺下去。
朱慈烺从码头出发入城的时候，对着旁边微微点头。
一直侍立在旁的骆养性顿时了然，转身去安排皇上下船事宜。
朱慈烺前面安排了勇卫十二营三万六千人接管南京防务。
下船随行三大营两万余。
船上还有两万余人。
其中至少有三营九千士兵，是要护卫皇上的。
还有三营士兵，则是护着押送辎重，安排北京随同南迁的诸多大臣。
二十余万人涌入南京城，吃喝拉撒全是问题。
还有住的地方，如何妥善安置，都是需要协调商议的。
朱慈烺也不可能带着这些大臣去接受南京百官朝拜，那就显得混乱了。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权力归属的问题。
北京百官与南京百官的权力融合，是复杂的政治难题。
这不是简单的合署办公，而是两套并行的官僚体系、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两群各有算盘的官员，要在同一座城市、同一个朝廷框架下共存。
处理不好，就是党争。处理好了，才是中兴。
虽说官职称谓相同，都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但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
北京百官是中枢。
六部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掌握着大明的实际权力。
有权决策、有权任免、有权调动军队。
是大明真正的治理者。
南京百官是备份。
自永乐迁都以来，南京六部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南方事，掌管南直隶及浙江、江西、湖广税粮，兼管漕运、盐引、黄册。
但他们的权力是功能性的，不是决策性的。
他们做事，不决策，他们执行，不主导。
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兵权，没有财政自主权，没有外交权。
这种正统与备份的关系，在寻常时期没有问题。
北京决策，南京执行，北京发号施令，南京照章办事。
但当朝廷从北京搬到南京，两套体系突然‘平起平坐’了。
北京官员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是中枢，我们说了算。
南京官员就会想，我们在南京经营了二百余年，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都熟，凭什么你们说了算？
北京有六部尚书，南京也有六部尚书。
北京有都察院左都御史，南京也有。
北京有通政使，南京也有。
两套班子，官职称谓一模一样，人员加起来翻了一倍。
但朝廷的职位是有限的。一个衙门不能有两个尚书，一个部门不能有两个一把手。
那么问题来了：谁留下，谁离开？谁当正，谁当副？
如果让北京来的官员全部占据正职，南京官员降为副职或调离，南京官员必然不满。
我们在南京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凭什么你们一来就把我们挤走？
如果保留南京官员的正职，北京来的官员反成副职，那更是荒谬。
朝廷中枢的大员，到了南京反而成了副手？
这不符合常理。
北京官员有自己的人脉网络，他们希望把自己的门生故旧安插到南京的各个衙门里。南京官员也有自己的关系网，他们希望保住自己人的位置。
更何况，太子在北京时已经整顿过吏治、抄没了一批权贵，得罪了不少人。
这些人在北京待不下去了，跟着南迁到了南京，也想在江南重新找到立足之地。
如何平衡各方的人事需求，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
再就是行政流程如何重构。
朝廷到了南京，新的流程是什么？
还是照搬往常？
如今这些事务，全都压在了朱慈烺的头上。
朱慈烺不能不管，也不可能向先前那样，丢给崇祯或内阁处理。
因为他的目标不是占领南京，而是以南京为基地，中兴大明。
占领只需要军队，治理需要整个国家的力量。
军队要发饷，官员要发俸，工程要拨款，赈灾要花钱。钱从哪里来？
从税收来。税收怎么收？要靠地方官去收，要靠户部去核算，要靠漕运去运输。
江南这么大，需要各级官员，从六部尚书到地方县令，去执行政令。
这些人不能全是军队里的人，因为军队里的人不懂民政。
不能靠令旨包打天下，需要一套完整的律法体系，需要各级衙门按规矩办事。
不处理政务，军事夺权就没有意义。
最好的例子，大概就是李自成了。
李自成打进北京，军事上大获全胜。
但他不会治国，不会收税、不会用人、不会安抚民心。结果呢？
在北京待了四十天，就被清军赶走了。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安禄山军事夺权成功，占领了长安。但同样不会治理，不会拉拢人心、不会建立有效的行政体系。
结果很快就被反扑，自己也被儿子杀了。
镇压南京是破，打破南京原有的权力格局。让所有人知道，旧的那一套不好使了，新的规矩由太子来定。
新的规矩，才是最主要的，是真正能让大明站起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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