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9章 深秋定策

最后，也是最具政治智慧的一步，利益捆绑与示范引领。

秦思齐再次秘密致信赵明远，提出一个更大胆的计划：由赵家牵头，联合数家信誉良好、实力雄厚的合法海商（包括部分被“招安”的原走私大户，经过严格审查），组建一个“松江互贸商行”，共同经营几条利润较高、风险相对可控的官方特许航线，如至日本、琉球、吕宋（菲律宾）。

巡抚衙门可给予一定的关税优惠、优先通关等政策扶持，并承诺提供一定程度的官方保护，如巡检司护航。

商行利润，按股分红，并需额外缴纳一笔特许经营费充实试点经费。

这实际上是将部分最大的民间海上资本，以利益为纽带，与官方新政深度绑定，化潜在的抵抗者为合作者与既得利益者，并为其他观望的海商树立一个合法贸易更赚钱的鲜活榜样。

赵明远接到密信，在京城府中沉思了整整三日。

深知此事牵连重大，一旦参与，赵家将彻底与秦思齐的改革绑在同一辆战车上。

但那些贸易清单上的数字也着实诱人，且皇帝对开海似乎乐见其成。

最终，他亲自入宫，在谨身殿偏殿与景和帝密谈了一个时辰。

出宫后，他不再犹豫，回信秦思齐只有四字：“可。吾将亲至。”

景和四年的初夏，赵明远以巡视皇商产业为名南下，轻车简从抵达上海。

他的到来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数日后，“松江互贸商行”在黄浦江畔正式挂牌成立，赵明远亲自持剪。

上海县有头有脸的商贾、周边州府的海商大户，甚至一些闻风而来的外地商人，挤满了临时搭起的彩棚。

张成代表巡抚衙门出席，宣读了给予商行的优惠政策。赵明远则当众展示了商行第一支船队的契约，三艘四百料大船，将满载丝绸、瓷器、茶叶，前往琉球、日本。

他坦言：“以往走私，提心吊胆，十成利中倒要分五六成打点各路鬼神，遇上海寇风暴更是血本无归。如今走官道，税虽明纳，然省去无数暗耗风险，更有官府庇护。诸君皆是精明人，这笔账，不妨自己算算。”

这番话，在东南海商圈中引发了地震。

许多人看到了一条与官方合作、走在阳光下的新路。观望者开始主动接触市舶司，咨询合规事宜。

犹豫者悄悄计算着合法贸易的账目。

连一些原本敌视新政的豪商，在巨大的利益前景前，态度也开始松动。

效果是惊人的。

原本因整顿和清丈而有些沉寂的上海浦，迅速重新喧嚣起来，且秩序井然。

市舶司衙门前，排队等待办理文书的商队络绎不绝。

合法报关的商船数量逐月攀升。

从日本、琉球来的船只载着铜、硫磺、倭刀、扇子；从南洋来的船只卸下香料、苏木、胡椒、犀角；甚至开始有零星搭载着金发碧眼佛郎机商人的船只，小心翼翼地前来试探。

他们带来了迥异于东方的玻璃器、自鸣钟、天鹅绒，还有绘着奇异大陆轮廓的粗糙地图，引发了中国商贾和士人的浓厚兴趣。

交易的活跃，直接反映在市舶税收上。

根据巡抚衙门直属账房的严密统计，在上海县清丈完成后的第一个完整月份（景和四年四月），上海浦市舶司征收的各类正税、附加及特许费，总额便突破了  四千两  白银。

这已远超清丈前上海县全年的田赋杂税总和！

随着夏季贸易旺季到来，商船愈发云集，这一数字如同被海潮推动般节节上涨：五月，五千五百两；六月，七千两；到了九月秋汛，更是直逼  一万两  大关！

这还不包括“松江互贸商行”缴纳的特许经营费，以及合法贸易带动下码头仓租、牙行佣金、民夫脚力、乃至城内酒肆客栈等相关行业的税收增长。

上海县城内，新的客栈、货栈、酒楼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雇佣了大量本地百姓。以往许多靠走私分润或为豪强种田为生的青壮，如今在码头扛包、在商行帮工、为番商引路，收入反而更稳当。

街市繁荣，民心渐安。

每月真金白银的税收报表，连同上海浦日益繁荣，商旅辐辏的景象报告，被秦思齐以密折形式，源源不断送往北京。

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语言。

当景和帝和内阁阁老们看到，上海县一个月的市舶税收便可达万两白银，一年便是十数万两，那种震撼与欣喜，远非任何华丽的奏章所能比拟。

户部尚书更是老怀大慰，北边军费，各地灾赈的捉襟见肘，似乎因此看到了一线曙光。

秦思齐在奏折中冷静分析，此乃“规范管理、去弊兴利”之效。

并谨慎建议：上海模式或可在沿海条件相若，且原有走私较为猖獗之其他港口，审慎择地试行，以广开利源，充盈国库。

这一次，朝廷的反应迅速而积极。

景和帝朱批：“卿所言开海事，深合朕意。上海之效，朕已悉知。可着卿相机择地推行，务求稳妥实效。所需人事调配，朕与内阁当为卿后盾。”

杨首辅也私下写信，称赞：“善抓要害，于不动声色间开辟利源，并暗示，只要能源源不断为朝廷输血，一些关于土地改革的非议，中枢可以帮忙压制。

有了皇帝和内阁的明确背书，秦思齐心中最后一块石头落地。

不再犹豫，开始将开海的第二步付诸实施，将上海模式，推向更广阔的海岸线。

选择新的试点港口，他极为慎重。

首要标准是地理条件优越，有天然良港或重要河口。

其次，原有走私基础活跃，说明有贸易需求和民间资本。

地方势力相对单纯，或可借力打力、易于掌控。

最后，必须有可靠得力之人坐镇。

经过与幕僚反复筛选、权衡，并密咨赵明远等知海情者，他最终选定了三处：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今宁波镇海）、福建泉州府晋江县（泉州港）、以及  广东广州府东莞县（黄埔港）。

这三地，历史上都曾是重要贸易口岸，民间海事基础雄厚，且目前走私情况均较严重，地方官府或力有不逮，或牵涉其中。

人选方面，他再次展现了布局的长远与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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