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1章 懂事了来接

在外婆家的第一个早晨，被鸡叫醒的。不是一只鸡，是一群鸡，此起彼伏地叫着，像在吵架，像在开会，像在说一件很重要很重要但谁也没说清楚的事情。他睁开眼，看见的是黑黑的房梁，黑黑的柱子，黑黑的墙，一切都黑黑的，旧旧的，像一个很老很老的盒子，而他被装在盒子里面。

外婆不在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硬硬的，方方的，像一块切下来的豆腐，像一块从山上搬下来的石头，像一个什么东西都不是但就是在那里的东西。晨光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看见窗外的光透过纸糊的窗户照进来，亮亮的，黄黄的，像一碗蜂蜜，像一块琥珀，像一滴很大的、落不下来的眼泪。

他穿好衣服，走到灶房。外婆正蹲在灶台前面烧火，火苗一跳一跳的，把她的脸照得红红的，亮亮的，像一张被烧红了的纸，像一个快要被风吹灭的火。她看见晨光，笑了，嘴巴瘪瘪的，像一个没有牙齿的洞，像一个被掏空了果肉的壳。

“醒了？”她说，“饿了吧？粥好了，在锅里。”

晨光掀开锅盖，一股白气扑上来，烫烫的，湿湿的，像那个早上的白气，像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早上的白气。锅里的粥比昨晚多了一些，稠了一些，但还是能看见碗底。他盛了一碗，坐在门槛上喝。粥很烫，他吹一口喝一口，吹一口喝一口，像在做一件很认真的事，像在做一件必须很认真才能做好的事。

外婆端了一碗米汤过来，坐在他旁边，喝了一口，瘪了瘪嘴，说：“你妈来电报了。”

晨光停下喝粥的动作，端着碗，没动。

“早上打的，”外婆说，“打到村头王老师家的。叫你听话，叫你别想家，说安顿好了就来看你。”

晨光还是没动，端着那碗粥，像端着一个很重很重的东西，像端着一个一不小心就会碎的东西。

“她说，”外婆停了停，看了看晨光，又看了看远处，“她说她很好，叫你别担心。”

晨光低下头，继续喝粥。粥喝进嘴里，没味道，不甜也不咸，不烫也不凉，像在喝一碗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像在喝一碗装了太多东西反而没了味道的东西。他喝完了，把碗放在地上，看着远处的山。山是青的，青青的，蒙蒙的，像一层一层的纱，像一重一重的帘子，像一个谁也别想翻过去、谁也别想看见那边的墙。

山的那边，是南边。南边很远，远得火车都要开一天一夜，远得地图上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远得他从来没去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那个人在南边，那个人的火车往南边去了，那个人的声音、那个人身上的味道、那个人叫他的名字的声音，都在南边。

他攥紧了手里的碗。

“外婆，”他说，“南边是什么样子的？”

外婆想了想，想了很久，久到晨光以为她没听见，久到灶房里的火灭了，久到鸡又叫了一遍，她才说：“外婆没去过南边。外婆这辈子，最远就到过镇上。”

晨光看着她。她坐在门槛上，穿着一件黑棉袄，灰头巾包得紧紧的，只露出几缕白头发，白的，亮的，像冬天的草，像秋天的霜，像一个很老很老的东西上结的冰。她的手搭在膝盖上，粗糙糙的，皱巴巴的，像一块被揉了很多很多遍的纸，像一条被走了很多很多年的路。

“那，”晨光说，“南边有枣树吗？”

外婆笑了。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花，一朵很老很老的花，一朵开在秋天、一直开到冬天、还没谢的花。“傻孩子，”她说，“枣树处处都有，处处都有。”

晨光不说话了。他看着远处的山，看着山那边，看着山那边的那边，看着天边，看着天边的那边。天边的那边，还是天边，还是山，还是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看不见南边，看不见那个人，看不见那辆火车，看不见那个叫丽媚的女人。他只看得见这碗空了，这口锅黑了，这个院子小了，这个村子远了。

上午，外婆带他去村头的小卖部买东西。村头在下面，要下一段坡路，路很陡，石头铺的，一块一块的，大大小小的，歪歪扭扭的，像谁的牙齿掉了又镶上去的，镶得不好，该平的平，该齐的不齐。外婆走得很慢，扶着路边的墙，一步一步的，像在数步子，像在丈量这一辈子走了多少路、还剩多少路。

小卖部很小，是在王老师家堂屋里开的。一个木头柜台上摆着几样东西：盐巴、火柴、肥皂、几包烟、几袋冰糖，还有一个大玻璃罐，罐里装着水果糖，红红绿绿的，圆圆的，亮亮的，像一个个小眼睛，像一个个在看着什么的东西。

王老师坐在柜台后面，戴着一副老花镜，在看报纸。他看见外婆进来，摘下眼镜，笑了笑，说：“陈婆婆，这就是你外孙？”

“是啊，”外婆说，“晨光，叫王老师。”

晨光叫了一声。王老师点了点头，从上到下看了看他，看得他很不好意思，看得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鞋上全是泥，和他来的时候穿的那双一样，和那个人给他买的那双一样，和那个人的手摸过的那双一样。

“长得像他妈。”王老师说，“眼睛像，鼻子像，什么都像。”

外婆笑了笑，没说话。她掏出一个手帕，手帕是蓝底白花的，洗得发白了，看不出花了，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像一些忘记了的梦。她一层一层地打开手帕，像在打开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像在打开一个很久很久没打开的东西。手帕里面是钱，几张毛票，叠得整整齐齐的，压得平平的，像一块一块的小砖头，像一个一个垒起来的希望。

她拿了三块冰糖，两盒火柴，一包盐巴，又拿了两颗水果糖，一颗红的，一颗绿的。她把红的递给晨光，绿的装进口袋里。

晨光剥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糖很甜，甜得发腻，甜得嘴巴都粘住了，甜得像要把所有的甜都塞进一个嘴巴里，塞不下了还要塞。他想吐出来，又舍不得，就那么含着，含着，甜得他想哭，甜得他不知道自己是想哭还是不想哭，甜得他只知道甜，甜，甜。

回去的路上，外婆走得更慢了。她走几步，歇一歇，走几步，歇一歇，像一匹走不动了的老马，像一个转不动了的风车，像一个坏了还在转、转了还不如不转的东西。晨光走在她旁边，也走得很慢，慢得他能看见地上的蚂蚁在搬一粒饭，能看见墙缝里钻出一棵草，能看见天上的云在走，走得很慢，比他们还慢，慢得像不想走，慢得像走了也没用，慢得像不管走多远都还在原来的地方。

“外婆，”他说，“你累不累？”

“不累。”外婆说，但她的声音是累的，她的呼吸是累的，她的每一步都是累的。

晨光伸出手，牵住外婆的手。外婆的手粗糙糙的，硬硬的，像一块干裂了很久的泥巴，像一根在风里站了很久的树枝。他握紧了，握得紧紧的，像怕她一松手就会倒下去，像怕她一松手就会像那个人一样走了，走了就不回来了。

外婆低头看了看他的手，看了看他握紧的手，笑了笑，没说话。她笑的时候，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像一个灯，一个很暗很暗的灯，一个快要灭了但还没灭的灯，一个在风里摇摇晃晃、明明灭灭、怎么也不肯灭的灯。

回到家，外婆把那颗绿的水果糖放在灶台上，放在灶王爷的牌位前面。晨光问她为什么要放那儿，她说：“供灶王爷的，求他保佑你妈平安。”

晨光看着那颗绿糖，看着那块牌位，牌位是木头做的，黑黑的，旧旧的，上面写着字，他认不全，只认得一个“灶”字。灶王爷是谁，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外婆在求这个谁保佑那个人平安，保佑那个人在南边平安，保佑那个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平安。

他也在心里求了。他没说出来，没跪下来，没点香，没供糖，他只是在心里说了一句话，说得很轻很轻，轻得像没有声音，轻得像只有他自己听得见，轻得像说给了风听、说给了云听、说给了那棵大槐树听。

“保佑我妈平安。”他说，“保佑她快点回来。”

下午，外婆教他剥玉米。玉米是去年收的，晒干了，挂在屋檐下，一串一串的，黄黄的，亮亮的，像一串一串的金子，像一个一个的小太阳，像外婆攒了一年的、舍不得吃的、要留到今年的东西。外婆坐在门口，拿一个盆放在面前，把玉米拿下来，一粒一粒地剥。她剥得很慢，指甲黑黑的，手在发抖，像冬天在风里的树叶，像一个不听话的东西，像一个想停停不下来的东西。

晨光学着她的样子，也剥。玉米粒很硬，很难剥，他的手指嫩，剥了一会儿就疼了，红红的，像要破皮了。外婆看见了，把他的手拉过来，看了看，摸了摸，说：“别剥了，去玩吧。”

“我不去。”他说，“我帮您剥。”

外婆没再说什么。两个人坐在门口，剥玉米，剥了一下午。太阳从东边走到西边，从门前走到屋后，从一个黄黄的东西变成一个红红的东西，从一个大大的东西变成一个大得更大、红得更红的东西。阳光照在外婆的脸上，照在她的皱纹上，照在她的白头发上，照在她那没有了牙齿的嘴巴上，把她照得像一个铜做的人，像一个铁铸的人，像一个被时间磨了又磨、磨得薄薄的、快要透了的人。

玉米剥完了，满满一盆，黄灿灿的，亮闪闪的，像一盆金子，像一盆星星，像一盆外婆的心。外婆端着盆，站起来，腿一软，打了个趔趄，盆晃了晃，玉米粒哗啦啦地撒了一地，黄的，亮的，圆的，像一地的珠子，像一地的眼泪，像一地被摔碎了的什么东西。

晨光赶紧蹲下去捡。他捡一粒，放回盆里，捡一粒，放回盆里。外婆也蹲下去捡，蹲得很慢，起得很慢，像蹲下去就起不来了，像起不来了还是要起。她的眼睛湿湿的，不知道是累了还是怎么了，她没说话，也没哭，就那么一粒一粒地捡着，像在捡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像在捡什么丢了一样就少一样的东西，像在捡什么一辈子攒下来的、今天撒了一地的东西。

捡完了，她把盆放在灶台上，坐在凳子上，喘着气。晨光给她倒了碗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水从嘴角流出来，顺着下巴往下淌，淌到黑棉袄上，湿了一小片，深黑的，黑的，像一滴墨水，像一个墨点，像一句写在水上的、很快就看不见了的话。

“外婆，”晨光说，“您没事吧？”

“没事。”外婆说，擦了擦嘴角，笑了笑，“老了，不中用了，什么都做不了了。”

晨光看着她的笑，觉得那个笑不像笑，像一面墙，一面很旧很旧的墙，墙皮掉了，里面的土露出来了，裂缝了，歪了，但还在那儿立着，立着，立着，不倒。

晚上的饭，是红薯稀饭。红薯是外婆自己种的，去年收的，放在地窖里，放了一冬天，软了，皱了，像一个一个的小老头，像一个一个的小婴儿一下子变成了小老头。外婆把红薯切成块，和米一起煮，煮了很久，煮得红薯都化了，米都烂了，锅都糊了。她盛了一碗给晨光，自己喝锅底的汤。晨光说外婆你吃红薯，外婆说我牙没了嚼不动，晨光说红薯烂了不用嚼，外婆就不说话了，端着那碗汤，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咂咂响，像一个在吮吸什么东西的小孩，像一个很大很大的、很老很老的小孩。

晨光把碗里的红薯夹了几块放到外婆碗里，外婆看了看，没说话，把那几块红薯吃了。她吃得很慢很慢，像在吃一件很珍贵的东西，像在吃什么吃一块少一块的东西，像在吃什么今天吃了明天就没了的东西。她吃完的时候，眼睛里又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还是那个灯，那个很暗很暗的灯，那个在风里摇摇晃晃、明明灭灭、怎么也不肯灭的灯。

晚上睡觉的时候，晨光问外婆：“外婆，我妈什么时候来接我？”

外婆这次没等很久。她说：“等你懂事了，她就来了。”

“什么叫懂事？”

“懂事就是，”外婆想了想，“懂事了就是不问妈妈什么时候来接你了。”

晨光没说话。他把被子拉到下巴，盖住半张脸，只露出两只眼睛。那两只眼睛在黑暗里亮亮的，像两颗星，像两个问号，像两颗被种在一抬头就能看见、一伸手却够不着的地方的种子。

窗外的天，和昨天一样黑，和前天一样黑，和所有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来接他的日子一样黑。但黑里有一点亮，萤火虫，一只，飞过来，飞过去，像一个在找什么东西的、打着灯笼的人，像一个在找一个人、找了一天又一天、找了一年又一年、还不肯放弃的人。

晨光盯着那只萤火虫，盯着盯着，眼睛模糊了。他不确定自己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不确定那只萤火虫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确定自己是在外婆家的床上还是在自己家的床上，不确定那个人走了还是没走，不确定今天是今天还是昨天还是前天还是某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日子。

他只知道，枣树会结果。

枣树结果了，那个人一定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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