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2章 反差2

下午，韦斯特曼继续翻地。

他的动作还是慢，还是笨。

太阳晒得韦斯特曼头晕，他手上那几个水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

韦斯特曼咬着牙，一锹一锹地翻。每翻一锹，他就在心里骂一句。

骂这该死的政策，骂这该死的土地，骂这该死的铁锹，骂那些永远在笑的农民。

傍晚收工的时候，韦斯特曼已经站不直了。

腰像断了一样，两条腿像灌了铅。韦斯特曼拖着铁锹往回走，走得很慢，每一步都用尽力气。

费曼走在他旁边，扛着铁锹，步子稳稳的。

“第一天都这样。过几天就好了。”

韦斯特曼点点头，没说话。他心里想：过几天就好了？过几天我就死了。

回到宿舍，韦斯特曼把铁锹靠在门边，走进房间，一头栽倒在床上。

那七本书还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一本都没动。

韦斯特曼看了一眼，连伸手去够书的力气都没有。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接下来的日子，对韦斯特曼而言简直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酷刑。

每天天不亮就被叫起来，下地，翻地，施肥，浇水，拔草。

太阳晒，雨淋，风吹。

手磨出了茧子，脚磨出了血泡，腰疼得直不起来，腿肿得像萝卜。

韦斯特曼咬着牙，一天一天地熬。他想念柏林的咖啡馆，想念那些朋友，想念自己的书房。

他一遍一遍地在心里骂，骂这该死的政策，骂那些坐办公室里拍脑袋的官僚，骂那个让他们下乡的韦格纳。

韦斯特曼觉得这是迫害。赤裸裸的迫害。

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靠脑子吃饭的人，凭什么要被赶到乡下，干这些粗活？

他的才华，他的思想，他的敏锐，难道是用来翻地的吗？

库尔特对他很好。

知道韦斯特曼吃不惯，让食堂给他单独做；知道他干不动，安排最轻的活给他；知道他手疼，给他找了一副最好的手套。

费曼也对他很好，教他使锹，教他施肥，教他认庄稼。

村里人经常给他送番茄，送黄瓜，送自家腌的鸡蛋。

但韦斯特曼不领情。他觉得这些都是假的。是表演。是为了让他闭嘴。是那个政策的一部分。

一个月，终于熬过去了。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库尔特在食堂给他饯行。

酒桌上，库尔特举起酒杯。

“韦斯特曼同志，这一个月，您辛苦了。咱们村条件差，招待不周，您多担待。”

韦斯特曼举起酒杯，笑了笑。“哪里哪里。库尔特同志，您太客气了。”

一个老人家的手里提着一个篮子。“小同志，给你带几个番茄，路上吃。”

韦斯特曼接过篮子，笑着道谢。他把篮子放在脚边，继续喝酒。

第二天清晨，库尔特送他到村口。拖拉机停在路边，突突突地响着。

库尔特帮他把皮箱搬上拖拉机，又帮他把那篮子番茄放好。

“韦斯特曼同志，有空再来。”

韦斯特曼点点头。“好。一定来。”

韦斯特曼爬上拖拉机，坐在皮箱旁边。拖拉机突突突地开动了，他回头看了一眼。

库尔特还站在村口，朝他挥手。

拖拉机开出村子，开上公路。

路两边是收割完的麦田，金黄的麦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一群鸟从田里飞起来，消失在蓝天的尽头。

韦斯特曼坐在拖拉机上，风吹在脸上，有些凉。他低头看了一眼那篮子番茄，红彤彤的，在晨光下透亮。

韦斯特曼掏出笔记本，想写点什么。

笔尖悬在纸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他想了很久，写了一句：“种地，不是人干的活。”

他看着这行字，又觉得不对。

种地，怎么不是人干的活？

几千年来，不都是人干的吗？

他划掉这行字，又写了一句：“知识分子的苦难。”

拖拉机到了火车站。

韦斯特曼拎着皮箱，提着那篮子番茄，上了火车。

火车开动了，窗外的田野飞速后退。

韦斯特曼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那七本书，一本都没看。

韦斯特曼想起那一个月，一天都没偷懒。他想起那些农民，那些永远在笑的人。他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累，是心累。他不知道这一个月算什么。

是锻炼？是惩罚？是改造？还是别的什么？

韦斯特曼只知道，他恨这一个月。恨那些地，恨那些锹，恨那些汗，恨那些笑。他恨那些让他来的人，也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不能笑着离开。

火车驶过一片村庄，几个农民在田里干活。弯着腰，一锹一锹地翻地。

韦斯特曼看着他们，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怜悯，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愤怒，像是嫉妒，像是不甘。

他闭上眼睛，不再看。

傍晚，火车抵达柏林。他拎着皮箱，提着那篮子番茄，走出车站。

街上人来人往，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

韦斯特曼站在街角，看着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他想笑，但笑不出来。他想哭，也哭不出来。

韦斯特曼站在街角，站了很久。

然后转身，走进那条熟悉的巷子，走回那间熟悉的公寓。

推开门，韦斯特曼把皮箱扔在地上，那篮子番茄早就被他扔了，韦斯特曼一头栽倒在床上。

回到柏林的头几天，韦斯特曼什么都没做。

第三天，韦斯特曼走到街上，买了一份面包，一份报纸，回到公寓。

面包吃了一半，报纸翻了几页。报纸上登着新闻，说下乡实践的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各地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和工农兵打成一片。

韦斯特曼不屑地把报纸扔在桌上，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阳光刺得他眯起眼睛。街上人来人往，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

然后他转过身，走到桌前，掀开打字机的防尘布。

韦斯特曼坐下来，把一张白纸卷进滚筒。

他盯着自己手上的那些茧子，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开始打字。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相。”

韦斯特曼写道。

“关于那些被粉饰的、被歌颂的、被当成样板到处宣传的所谓‘下乡实践’。”

“今年九月，我被派往东普鲁士一个偏远的村庄。说是‘实践’，其实是惩罚。

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从来不下地的人，对那些不听话的知识分子的惩罚。

他们把我送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让我和农民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睡觉。

他们想把我变成他们那样的人——没有思想，没有个性，只会服从。”

“那个村庄，比你们想象的还要穷。房子是土坯的，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

路是泥巴路，一下雨就没法走。

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收音机，什么都没有。

农民们住的是牛棚，睡的是稻草，吃的是发霉的黑面包。”

他想起那栋二层小楼，想起窗台上的花，想起食堂里明亮的灯光。他想起那些红瓦白墙的房子，想起停在院子里的摩托车，想起那辆浅蓝色的小汽车。

韦斯特曼咬了咬牙，自己的作品进行一下艺术加工很正常的吧，想完，韦斯特曼继续写了下去。

“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废弃的仓库。

墙上裂着缝，屋顶漏着雨。夜里老鼠在房梁上跑来跑去，吵得人睡不着觉。

被子是湿的，枕头是硬的，床板是歪的。每天早上醒来，浑身都是被虫子咬的包。”

“劳动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把我当牛使。

天不亮就叫起来，一直干到天黑。翻地，施肥，浇水，拔草——什么都干。

我的手磨出了血，脚磨出了泡，腰疼得直不起来。

他们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让我休息。

有人晕倒了，拖到一边，继续干。”

“那些农民，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好。他们表面客气，背地里嘲笑你。

看你干不动了，就站在旁边看热闹。看你手磨破了，就假装没看见。他们不把你当人，只把你当笑话。”

“这就是下乡实践。这就是他们说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兵结合’。

什么结合？是改造，是驯服，是把一个有思想的人变成一头听话的牲口。

他们害怕知识分子，害怕那些会思考、会质疑、会说真话的人。

所以他们要把我们赶到乡下，用劳动把我们累垮，用饥饿把我们驯服，用恐惧把我们闭嘴。”

韦斯特曼写到这里，停了下来。他觉得自己写得太好了。这才是他该写的东西。

这才是他擅长的。那些风景，那些爱情，那些不得罪人的故事——那些都是垃圾。这才是文学。

韦斯特曼把稿纸从打字机上取下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他觉得好极了。他觉得这比他以前写的任何东西都好。

因为这是真的。至少，这是他愿意相信的真话。

韦斯特曼把稿纸放在桌上，站起身。

他想象着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的样子。读者们会愤怒，会同情，会为他抱不平。

朋友们会打电话来，说“你太勇敢了”。那些官僚会紧张，会害怕，会想办法封他的嘴。

但那又怎样？他已经把真相说出来了。

韦斯特曼走回桌前，坐下，又开始写。

他要写得更细，更狠，更不留余地。他要让每一个字都刺进那些人的心里。

写完后，韦斯特曼把稿纸整理好，装进一个信封，封好。

他在信封上写下报社的地址，写下“编辑亲启”几个字。

那天晚上，韦斯特曼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站在田里，手里拿着铁锹，面前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土地。

太阳很晒，风很热，汗从额头上滴下来，滴在泥土里。

韦斯特曼弯着腰，一锹一锹地翻地。旁边有人也在翻，一锹一锹，不紧不慢。他看不清那些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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