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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2章 营救行动2


日共的地下组织把城里的情况用地下电台传了出来。

德田在福冈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室里收到电报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给前指回了一封电报,只有一句话:

“请联军继续推进。

不要停。

我们的人正在城里组织百姓们反抗。我们需要联军的炮声帮我们撑腰。

如果联军停下来,军部会把所有孩子都绑上炸药。

如果联军继续打,军部就来不及做完。”

东大的同志把电报看了两遍,把细木棍在地图上重新拿起来。

他指着东京市区说:

“推进暂缓,但炮击不停。

每天定时炮击外围军事目标,不打居民区。

炮声要让城里的人听到。

让军部知道我们还在。

让老百姓知道我们还在。

救援组的行动继续。

同时,通知德田同志——请他在城里组织好乡亲们,告诉他们联军在哪个方向,告诉他们从哪条路能走出来。

我们在这边接应。”

命令下达了。

炮击恢复,但炮弹只落在日军已知的军事据点和弹药库上,居民区一栋房子都不碰。

炮声每天响两回,清晨和傍晚,每次二十分钟。东边的三条通道保持开放,日共的联络员在通道两侧的废墟里贴上手写的指路标语。

从城里逃出来的母亲们沿着这些标语往东走,走到接待站,登记,然后被问一句话——“你家里有没有孩子被带走了?”

如果有,她们会被带到一张桌子前,桌子上摊着一张东京市区的大地图,地图上标注着联军已经解救的孩子的名字。

母亲们趴在地图上找,找到一个名字,手就抖。

找不到,手也抖。

有的人找到了,哭着笑;有的人没找到,站着不动,眼泪从脸上淌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从一月下旬开始,东京城里的反抗声越来越大。

不是武装反抗——母亲们手里没有枪。但母亲们有嘴,有腿,有把整个城市走遍的力气。

她们在宪兵队门口哭,在义勇队集合点门口跪着,在少年突击队的营房外面喊孩子的名字。

宪兵打她们,赶她们,抓她们。

但人越抓越多,哭声越赶越响。

到最后,有些义勇队的士兵——他们自己也是父亲,也有孩子被编进了少年突击队——开始悄悄放人。

一个宪兵军曹后来在战俘营里说了一句话,被记录在案:

“我放了五个孩子。每放一个,我就在名册上划掉一个名字。

我知道名册对不上了,但我没办法。

我看着那些孩子被带走的时候,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儿子。”

一月二十八日,联军从东京外围阵地上解救的孩子总数超过了五百人。

炮击仍在继续。通道仍然开放。

母亲们的哭声从城里传出来,和炮声混在一起,像某种低沉的、持续不断的、不肯停歇的东西。

一天之前,东京。

市谷。

陆军参谋本部地下掩体。

一月二十九日。

市谷台地的地下掩体是昭和初年修建的,钢筋混凝土浇筑,顶层厚度超过三米,据说能扛住五百公斤炸弹的直接命中。

掩体里有三层,最上层是作战室和通讯室,中层是指挥官休息室和会议室,下层是仓库和发电机房。

当初修建的时候,参谋本部的人说这是“固若金汤”。

现在没有人这么说了。

掩体确实能扛住炸弹,但扛不住坏消息。

可是坏消息似乎比炸弹更重,更密,更持久。

它从每一个角落渗进来,从每一根电话线里爬进来,从每一个走进掩体的人脸上看出来。

掩体现在还在运转,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只是在等最后一颗炮弹落下来。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的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原本的会议时间是三天前,但那天开会开到一半,通讯室收到消息说联军炮击了市谷北面的一个弹药库,爆炸波及了附近的民房,整片街区都在烧。

会议中断了。

东条去楼顶看了火势,回来之后没有再坐下,站在地图前面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散会”。

今天重新开会,人比上次又少了几个。

陆军参谋次长没有来——据说病了,在东条办公室里留了一张假条。

军务局长坐在角落里,一直低着头。

海军方面来了一个军令部的通信参谋,代替之前那个总长。

内阁只来了一个人,是首相的秘书,说首相“身体不适”。

天皇的近侍木户也没有来。没有人问为什么。

会议开始的时候,东条让作战课长念战报。

作战课长翻开簿册,念了第一条:

“埼玉方向,我第十五联队残部于二十七日夜向联军投降,人数约四百人。

联队旗被焚烧。”

东条没有反应。

作战课长继续念:

“东京北郊,第二十一义勇大队于二十八日晨集体放下武器,向联军阵地投诚,人数约六百人。

带队军官被部下捆绑后交给联军。”

东条还是没有反应。

作战课长翻到下一页:

“足立区,我宪兵队于二十八日下午遭到市民围堵,宪兵两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

武器被抢。

少年突击队营房被冲击,约三百名儿童被市民带走。”

作战课长停了一下,看了一眼东条,然后继续念:

“城东各通道,自二十六日以来,共有约七千名平民脱离城区,进入联军接待站。

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作战课长念完,合上簿册,退后一步。

掩体里很安静。通风管道的嗡嗡声和远处炮击的闷响从头顶传进来,一下一下的。

东条坐在长桌的主位,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交叉,指关节发白。

他的军装领口敞着,没有系风纪扣。他的头发乱了几缕,垂在额角。

他今年五十五岁,但看起来像七十岁。

他的眼窝深陷,眼珠是黄的,眼皮耷拉着,像两片快要落下来的枯叶。

他的嘴唇干裂,嘴角有两道深深的法令纹,像刀刻的。

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十五联队,投降了。二十一义勇大队,投降了。宪兵队被打了。少年突击队被抢了。七千个平民跑了。你们告诉我,还有什么没丢的?”

没有人回答。

东条把目光转向军务局长:

“本州东部的增援,到了哪里?”

军务局长抬起头来,嘴唇动了动,说:

“仙台方向的第二师团残部,在向东京移动的途中遭遇联军航空兵轰炸,损失过半,目前困在福岛以北。

山形方向的独立混成旅团,在越过阿武隈川时被联军切断退路,正在向山里撤退。

水户方向——通讯中断,情况不明。”

东条听完,没有追问。

他把目光转回桌面,看着那份摊开的战报。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把战报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他从桌上的笔筒里摸出一支笔——还是那支钝的,笔尖似乎是早已被磨平——在空白处画了一道线。

线很短,从左到右,像一道抓痕。他把笔搁下,说了一句话:

“我当初说,打到东京,跟他们打巷战。

每一个街区,每一栋房子,每一间屋子。一寸一寸地打。

让他们每走一步都付出血的代价。然后他们就会坐下来谈。

就会给我们一个体面的出路。”

他停了一下。通风管道的嗡嗡声忽然大了一瞬,又低下去。

“现在呢?他们在城外炮击我们。

他们用传单把我们的老百姓叫走。

他们在城里煽动我们的士兵投降。

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在干什么?

他们在放孩子。

他们在捆自己的长官。

他们举着白旗往联军的阵地上跑。我们的军队已经不想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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