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5章 绝境中找出路

王文韬在电话那头并未给出准信，既没一口回绝，也没当场应承，只是一如既往地严谨，让江振邦先把郎先平的文章送去首都，他需亲自过目。

至于能不能讲，在哪里讲，看了东西再说。

而江振邦挂了电话，就安排兴科的保卫干事，将那份足以在学界和政界引发地震的报告复印封存，连夜送往京城。

至于王文韬此前给他布置的那份的命题作文，江振邦再次推迟了提交时间。

一方面是利用郎先平这篇报告投石问路，打草惊蛇。

另一方面，江振邦也是受郎先平启发，有了新的感悟，他需要将对方报告中残酷的现实案例，融合进自己对于监管架构的顶层设计中，做最后的精修与完善。

与此同时，大西区的调研工作也在这种紧锣密鼓的节奏中加速推进。

随着车轮碾过大西区每一寸坑洼的路面，随着那个黑色笔记本上记录的文字越来越密，江振邦心头的巨石也越发沉重。

了解得越深，便越觉棘手。

大西区的困境是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死局，绝非兴宁那种单一维度的经营难题。在这里，单纯推行国企产权改革，亦或是强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无异于隔靴搔痒，根本无法触及病灶。

问题早已扎堆，甚至可以说，已经彻底打成了死结。

在兴宁，一家企业不行，换个厂长，给点资金，搞个新产品，或许就能起死回生。但在大西区，这一套行不通。

这片不足四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企业密度高得令人窒息。几百家大中型工厂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一起，高耸的烟囱与低矮的家属楼交错混杂，工业用地与生活用地犬牙交错。

道路狭窄拥堵，大型货车进出维艰，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更为致命的是，这里的基础设施大多还是几十年前苏联援建时期的底子，地下管网早已锈蚀老化，跑冒滴漏严重，电力负荷更是远远无法满足现代化工业生产的需求。

很多企业，即便江振邦能利用兴科集团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将它们从ICU里救回来，但受限于逼仄的地理空间，它们也根本无法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

再加上数不清的退休职工、沉重的“企业办社会”负担、盘根错节的三角债链条……

这根本不是单纯的企业经营或者什么体制问题。

这是城市规划出了大问题，是产业布局到了寿终正寝的阶段，甚至是整个社会结构都已经坏死。

在这种环境下搞改革，就像是在一艘即将沉没的破船上修补漏洞，补好一个，旁边又漏了三个。

即便救活了一两家明星企业，也无法阻止整艘船下沉的趋势。

如果不进行伤筋动骨的彻底手术，这些企业就算现在改制成功，过两年依然会被恶劣的外部环境拖死。

破局的钥匙在哪里？

江振邦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脑海中浮现出历史上大西区涅槃重生的路径——土地财政。

那是2002年之后的故事了。

彼时，随着国土资源部确立土地储备制度，全面推行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奉省和奉阳市决定：让大西区与成立于1988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随即，“东搬西建”的大幕拉开。大西区辖区内所有工业企业，向西侧广阔的经开区整体迁移，而在老城区腾退出的这片核心区域，商业价值开始井喷。

大批开发商挥舞着支票簿蜂拥而至，商业广场、高档写字楼和现代化住宅区拔地而起。

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得的巨额财政收入，不仅偿还了国企累积几十年的历史债务，更为安置数十万下岗职工筹集了宝贵的启动资金。

用未来的钱，解现在的困。

这是一条被历史验证过的路。

但问题在于，现在是1996年。

江振邦很清楚，此时此刻，国内的商品房市场尚处于萌芽阶段，福利分房制度虽已摇摇欲坠却尚未彻底终结。土地的商业价值还远未被市场充分挖掘，开发商们囊中羞涩，老百姓的购房意识也未觉醒。

没有2001年的国资土地管理通知，没有2002年的招拍挂规定，土地财政的政策和法律地基尚是一片空白。

此时强行推动“东搬西建”，腾出来的地卖给谁？卖不上价，巨额的搬迁费用和安置成本又由谁来买单？

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

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有些弯路好像是必须要走的，有些错误可能真是必须要犯的。

不经历阵痛，便无法催生出相应的政策与市场环境。

但江振邦不想等，也不能等。

既然大环境不成熟，那就先造一个小环境。既然全面铺开做不到，那就先搞一个小范围的试点。

能做一点，是一点！

……

时间转眼来到八月初。

江振邦正式履职大西区副区长一个月整。

他结束了那场堪称“地毯式”的调研，将所有思考凝聚成了一份厚厚的文件——《关于大西区工业振兴面临空间制约及长远发展策略的报告》

对这份报告，他先是在私下里，跟书记廖世昌和区长王满金通了气。

这两位大西区的主官看完报告后，表情很精彩。既有看到解题思路的兴奋，也有对这种“大拆大建”可能引发动荡的忧虑。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只要有一根绳子，哪怕是带刺的，也得抓。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梭哈！

于是，在大西区两位主官的带领下，江振邦走进了奉阳市委大院。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奉阳市委书记周学军和市长魏万华，以及分管工业的韩百川坐在，每人手里拿着这份厚达三十页的报告，一边看，一边听江振邦讲解。

两个多小时后，周学军放下文件，摘下厚厚的黑框眼镜，揉了揉眉心：“振邦啊，你这个想法之前不是没人提过…但你对大西区的规划，讲的是最成体系，数据罗列最详实，论证最为充分的。”

“把企业迁出去，把地皮变现。逻辑是通的，但你想过没有，现在的地价，能不能覆盖安置成本？政策上，关于土地性质变更的红线，口子不好开啊……”

魏万华也表示赞同，又道：“最主要的还是钱的问题，咱们奉阳城不是沿海发达城市。大西区那些老厂房的地，真能卖出你预期的价格吗？这是几十个亿的大盘子！钱不够，最后很可能留下一地烂尾的厂房和更加愤怒的工人。”

书记廖世昌和区长王满金没做回应，下意识用余光看向江振邦。

“领导们都说得对。”江振邦坦诚道：“我在文章里也写了，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土地变现确实存在困难。所以我的建议是，不搞一刀切，不搞大呼隆。我们先选一两个包袱没那么重、地段相对较好、且有搬迁意愿的企业做试点。”

“先把路蹚出来，把政策流程跑通。等过两年市场转暖或者上面开了口子，我们手里就有了一套成熟的模式，到时候再大力推行东搬西建，事半功倍！”

周学军与魏万华对视了一眼，短暂的眼神交流中，两人达成了默契。

作为主政一方的大员，他们自然能看出这套方案背后的潜力。虽然风险尚存，但相比于目前大西区的一潭死水，这无疑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新路。

“可以试一试。”周学军最终拍板，掐灭了手中的烟蒂：“但这事儿牵扯面太广，涉及土地性质变更、税收分成、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经开区的协调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会跟省委省政府汇报，你们先回去等消息吧。”

“好的。”

江振邦从善如流，起身收拾文件。

等吧。

官场上的事，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

他不止要等省里的消息，还得等首都王文韬那边的消息。

两边都是难啃的骨头，但只要有一边松了口，这盘棋就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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