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章 中储券
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早了些。
九月的最后一天，一场雨从傍晚下到半夜，把法租界的梧桐树洗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早上，天放晴了，可风里带着一股子凉意，吹在人身上，像有人拿湿毛巾轻轻擦了一下。弄堂里的老太太们开始翻箱倒柜，找厚衣裳。
陈醒下了班，没有直接回家。她先去了一趟南京路，在几家金店门口转了一圈，问了问金价，又问了问银元的行情，然后才叫了辆黄包车，往仁安里走。
车子在弄堂口停下来，她付了车钱，走进灶披间。
李秀珍正在灶台边忙活，锅里咕嘟咕嘟炖着黄豆猪脚汤。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宝根趴在旁边写字。一切如常，可陈醒晓得，底下头，有什么东西，已经开始变了。
“姆妈，阿爸，”她在桌边坐下来，从包里掏出一张报纸，摊开，“我有件事体想跟你们商量。”
李秀珍从灶台边探过头来：“啥事体？”
陈醒指了指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报上写着：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在外滩开业，发行中储券，与法币、华兴券、联银券、军票并行流通。
“这啥东西？”陈大栓凑过来，眯着眼看了半天，没看懂。
“钱。”陈醒说，“汪精卫那边印的钱。”
李秀珍的眉头拧了起来：“汪精卫？就是那个——”
“嗯。就是他。”
陈大栓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闷声说：“他印的钱，能用？”
“不能用。”陈醒摇了摇头，“至少现在不能用。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已经决定了，拒绝跟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有任何瓜葛。市面上的商店也一致拒绝使用中储券。”
她顿了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可问题是，汪伪特务76号总部就在上海。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迁到了法租界霞飞路，就是因为法租界的中立态度比较强硬。可中央银行——那个作为‘银行的银行’的——碍于面子，不愿意迁移。”
陈大栓没说话，只是听着。
“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已经向四大银行提出了要求，每家开户，存十万中储券。四大银行都婉拒了。”陈醒放下茶杯，望着父母，“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李秀珍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来：“醒醒，侬讲这些，我们听不懂。侬就告诉我们，该哪能办？”
陈醒深吸一口气。
“姆妈，阿爸，你们记住——所有的券，都不如真金白银好使。法币也好，中储券也好，华兴券也好，都不如银元，不如金条，不如美钞，不如英镑。”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
“我们家现在的存款，加上饭馆的利润，加上我的稿费，大概有一万多块。我算过了，足够我们一家和陈玲一家好几年的花销。可这些钱，不能全放在银行里。银行里的钱，说贬值就贬值，说冻结就冻结。”
陈大栓的眉头拧得更紧了：“那放哪？”
“换东西。”陈醒说，“换银元，换美金，换英镑。最好——换小金条。”
李秀珍倒吸了一口凉气：“金条？那个多贵啊。”
“贵，可是值钱。”陈醒的声音很稳，“不管世道哪能变，金子永远是金子。银元也值钱，可银元太大，不好藏。金条小，好藏。一条小金条，一两重，能换几百块银元。藏在身边，不显眼，急用的时候拿出来，能救命。”
陈大栓沉默了。他抽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散开，模糊了他的脸。
“侬哪能晓得这些？”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涩。
陈醒愣了一下。她哪能晓得？她不能讲。她不能告诉父亲，她是从几十年后回来的，她晓得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她晓得法币会贬值成什么样，她晓得中储券最后会变成废纸。她只能笑笑，说：“报上看的，书上学来的。”
陈大栓没再问。他把烟抽完，掐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走到门口，背对着她们。
“侬看着办。”他说，“钱的事体，侬比我们懂。”
陈醒望着父亲的背影。那背影，在暮色里，像一棵老树。风来了，摇一摇，可根还在土里，扎得深深的。
“好。”她说。
十月的一天下午，陈醒下了班，去了沈公馆。
不是从前那个沈公馆了。沈泽楷的父母和妻子，七月份已经去了南洋。偌大的花园洋房，如今只剩下沈泽楷和几个佣人，冷冷清清的。院子里那棵桂花树开了，金灿灿的，香气飘出去老远，可没人摘，也没人赏。
陈醒按了门铃，佣人来开了门，领着她穿过院子，走进客厅。沈泽楷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杯茶，正在看报纸。看见她进来，放下报纸，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坐。”
陈醒坐下来，佣人端了茶进来，放在她面前。
“沈先生，侬找我？”她问。
沈泽楷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手指在杯沿上慢慢转着。
“嘉敏要走了。”他说。
陈醒愣了一下。沈嘉敏。她以为她已经走了。七月的时候，沈泽楷的父母和嫂子去了南洋，沈嘉敏说她不走，她要留下来。陈醒以为沈泽楷拗不过她，就让她留下了。如今——
“哪能回事体？”她问。
沈泽楷靠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水晶吊灯的光洒下来，照在他脸上，一明一暗的。
“我跟她谈了好几次。”他说，声音有些低，“她不听。讲杜青在前线，她哪能能走？讲上海还有事体没做完，讲——”
他停了一下。
“后来我跟她讲，侬不走，阿爸姆妈在那边也不安心。侬走了，他们才能安心。侬在上海，反而让我分心。”
陈醒没说话。
“她哭了。”沈泽楷的声音更低了，“哭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跟我讲，阿哥，我走。”
陈醒低下头，望着茶杯里的茶叶。一片一片的，浮在水面上，像一艘一艘小小的船。
“哪天走？”她问。
“后天。船票已经订好了。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转船去南洋。”沈泽楷坐直了身子，望着她，“她想见侬一面。走之前。”
陈醒抬起头。
“好。”她说。
十月十二日，天还没亮透，陈醒就起来了。
她换了件青烟色的棉旗袍，外头罩着那件白色的羊毛大衣——周默生送的那件。头发盘起来，用发夹别住。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里头的脸，白白的，眼睛底下头有一圈淡淡的青。她拍了拍脸颊，让气色看起来好些。
“姆妈，我出去了。”
“哪能这么早？”李秀珍从灶台边探出头。
“送一个朋友。船票是早上的。”
李秀珍点了点头，没多问。她从灶台上端了一碗热粥过来：“先吃点东西，空着肚子哪能行。”
陈醒接过来，喝了几口。粥是烫的，从嘴里暖到心里。她放下碗，擦了擦嘴，拿起包，走出弄堂。
黄浦江边的码头，早晨的雾气还没散。
几条大船停泊在江面上，黑乎乎的，像几座小山。码头上人来人往，扛着行李的，牵着孩子的，拎着皮包的——吵吵嚷嚷的，像一锅煮沸了的粥。几个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站在入口处，检查来往行人的船票和证件。
陈醒在人群中找到了沈嘉敏。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旗袍，外头罩着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头发烫了，卷卷的，披在肩上。手里拎着一个棕色的小皮箱，脚边还放着一个大藤箱。沈泽楷站在她旁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脸上没什么表情。
“阿醒！”沈嘉敏看见她，眼睛一亮，跑过来，拉住她的手。
她的手，凉的，可手心是热的。
“嘉敏。”陈醒望着她。沈嘉敏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眼底下头有一圈青，看起来好几天没睡好。
“阿醒，我——”沈嘉敏张了张嘴，眼泪就掉下来了。
陈醒掏出帕子，替她擦眼泪。帕子是白色的，叠得整整齐齐，上头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她擦得很轻，很慢，像在擦一件易碎的瓷器。
“别哭了。”她说，声音很轻，“哭花了脸，不好看。”
沈嘉敏破涕为笑，可那笑，比哭还难看。
“阿醒，”她握住陈醒的手，握得很紧，“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陈醒望着她，望了好几秒。江风吹过来，吹得沈嘉敏的头发飘起来，几缕碎发粘在脸上。陈醒伸手，替她别到耳后。
“放心吧，嘉敏。”她说，声音不高不低，可那里头，有什么东西，笃定的，像石头一样，“我们一定有再见面的一天。”
沈嘉敏望着她，眼泪又掉下来了。
“到那一天，”陈醒的声音更轻了，轻得像风吹过水面，“侵略者一定已经被赶出我们的国家。”
沈嘉敏哭得更厉害了。她扑过来，抱住陈醒，抱得很紧，很紧。陈醒也抱住她，拍了拍她的背。两个人在码头上，在晨雾里，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紧紧地拥抱。
沈泽楷站在旁边，望着她们，没说话。他的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可他的眼睛，红了。
汽笛响了。呜呜的，像有人在哭。
“嘉敏，该上船了。”沈泽楷走过来，接过她手里的皮箱。
沈嘉敏松开陈醒，擦了擦眼泪，深吸一口气。
“阿醒，”她说，“我走了。”
“好。”陈醒点点头，“到了那边，给我们写信。”
“我会的。”
沈嘉敏转过身，跟着沈泽楷，走向检票口。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头，望了陈醒一眼。那一眼，很长。长得像一条河，从上海流到南洋，从一九四一年流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然后她转过身，走了。
陈醒站在码头上，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站了好一会儿。江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吹得她头发飘起来。她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河腥味、煤烟味、还有船上飘来的、淡淡的柴油味。
她转过身，走出码头。
十月下旬，上海滩的金融战愈演愈烈。
报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储券遭抵制，汪伪政权恼羞成怒。76号的特务们开始行动了。他们砸商店，抓老板，逼着人家收中储券。有些商店撑不住了，偷偷地收，可大部分还是硬撑着。
陈醒每天看报，看得心里头像压了块石头。
她晓得，这只是开始。汪伪政权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要在上海推行中储券，就必须打垮四大银行。打垮四大银行，就得用非常手段。
十一月初的一天，她下了班，去兆丰公园见胡为兴。
天已经暗了，公园里头没什么人。她沿着那条碎石路往里走，数到第三张长椅，坐下来。等了大约一刻钟，胡为兴来了。
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戴着顶旧礼帽，手里拎着个皮包。他在她旁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上，吸了一口。
“阿叔。”陈醒望着前方的湖面，声音很低。
“嗯。”胡为兴应了一声，“中储券的事体，听说了？”
“报了。”
胡为兴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
“汪伪那边，要动真格的了。”他说，“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向四大银行提出中储券各十万元开户往来的要求，全部被婉拒。周佛海很恼火，跟李士群打了招呼。76号那边，已经在策划行动了。”
陈醒的心紧了一下。
“什么行动？”
“不晓得。”胡为兴摇了摇头，“可不会是小动作。四大银行是上海金融的命脉，动了它们，就是动了整个上海的经济。”
陈醒沉默了一会儿。
“阿叔，”她开口了，“我们家——我已经让阿爸姆妈把存款换成银元和小金条了。饭馆的利润，也尽量不存银行，换成实物。”
胡为兴转过头，望着她。那双眼睛，在暮色里，沉沉的，像深不见底的井。
“侬做得很对。”他说，“这个年头，钞票不如金条。金条不如粮食。粮食不如——活着。”
他顿了顿，弹了弹烟灰。
“侬自己也要当心。76号那边，周默生虽然是侬的男朋友，可有些事情，他也做不了主。”
陈醒点点头。
胡为兴站起来，拍了拍长衫上的灰。
“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体，保住自己。”
他转过身，沿着那条碎石路走了。布鞋踩在石子上，沙沙的，像风吹过树叶。
陈醒坐在长椅上，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坐了很久。
十一月中旬，陈醒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上海弄堂》开始在报纸上连载。
这是她继《裁衣记》之后的又一部作品。写的是弄堂里的普通人，拉车的，烧饭的，缝衣裳的，卖香烟的。写他们的欢喜，写他们的悲伤，写他们在最难的年头里，怎么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走。
姚先生打电话来，说读者反响很好，来信一摞一摞的。
“陈小姐，侬这部写得比上一部还好！”姚先生在电话那头笑呵呵的，“老百姓爱看，因为写的就是他们自己。”
陈醒挂了电话，站在窗口，望着外头的马路。霞飞路上的梧桐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几个孩子蹲在墙根底下拍皮球，一下，一下，一下。
日子好像还是有盼头的。
可她知道，盼头底下头，是深渊。
十一月二十日，周默生约她吃饭。
还是在苏州馆子，还是那张靠窗的桌子。他看起来比前些日子疲惫了些，眼睛底下头那圈青又深了。
“最近忙？”陈醒问。
“嗯。”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76号那边，事体多。”
他没说是什么事体。她也没问。
吃到一半，他忽然放下筷子，望着她。
“阿醒，侬最近——有没有听说什么消息？”
她愣了一下。
“啥消息？”
他望着她，望了好几秒。那双眼睛，在昏黄的灯光里，沉沉的，像深不见底的井。
“没什么。”他笑了笑，那笑有些勉强，“就是让侬小心些。最近上海不太平。”
陈醒低下头，继续吃菜。她晓得，他说的“不太平”，不只是中储券的事体。还有别的。可她不敢问，也不能问。
吃完饭，他送她回家。车子在仁安里弄堂口停下来，她下了车，他摇下车窗，望着她。
“阿醒，”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体，侬记住——我在这里。”
她望着他，望了好几秒。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那副金丝眼镜照得反光，看不清眼睛。可她晓得，那眼镜后头的眼睛，是认真的。
“好。”她说。
他笑了笑，发动车子，走了。
她站在弄堂口，望着那辆黑色轿车消失在夜色里，站了好一会儿。夜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吹得她头发飘起来。
她转过身，走进弄堂。
灶披间的灯还亮着。她推开门，一股热气和着饭菜香扑面而来。
李秀珍在灶台边擦碗，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宝根趴在旁边写字。
“阿姐回来啦！”宝根抬起头，咧嘴一笑。
窗外头，夜色如墨。
可她知道，天总会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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