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九章 南渡

沈泽楷回到大通船运的第五天，办公桌上堆的文件才刚理出个头绪。

不是他不想理。是太多了。周世昌经手的船、货、钱，像苏州河的水，看着平缓，底下头全是暗涌。如今人死了，账本还在，那些暗涌就一桩一桩地浮上来，摊在桌面上，等着他一个一个地捋。

他靠在皮椅里头，揉了揉太阳穴。窗外头，黄浦江上的船笛声呜呜的，像有人在哭。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

“沈先生。”门口传来敲门声。

他睁开眼。陈醒站在门口，手里抱着两摞账本，摞得高高的，快到她下巴了。

“进来。”他站起来，走过去，替她接了一摞，搁在桌上。

陈醒把另一摞放在旁边，拍了拍手上的灰，在椅子上坐下来。

“这是周世昌经手的最後一批单据，”她说，“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大半年的。我核了一遍，里头有几笔对不上。”

沈泽楷的眉头拧了一下。

“哪几笔？”

陈醒翻开最上头那本账，手指在一行数字上点了点。“这条船，去年十一月从上海到青岛，装的货是棉纱。可码头的装卸记录上，棉纱只有账上的一半。另一半——”她抬起头，望着他，“是空的。”

沈泽楷没说话。

“空的不代表没装东西，”陈醒的声音压低了，“装了啥，不晓得。可收货方不是青岛的商行，是日本军部的一个物资站。”

沈泽楷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还有呢？”

“还有这条。”陈醒翻到另一页，“今年一月，从上海到香港，装的货是桐油。可船根本没到香港。它在中途停了——在厦门，停了三天。这三天里头，货卸了，又装了什么上去，查不到。”

沈泽楷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水晶吊灯的光洒下来，照在他脸上，一明一暗的。

“周世昌这个人，”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涩，“在大通待了很多年，他替日本人运了多少东西，我们都不晓得。”

陈醒没说话。

“这些账本，”沈泽楷坐直了身子，望着她，“侬先别声张。我找人慢慢查。”

“好。”

沉默了一会儿。

“沈先生，”陈醒开口了，“交通线的事体，哪能样了？”

沈泽楷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凉了，有些苦。他放下杯子，手指在杯沿上慢慢转着。

“我已经让初秘书去安排了，”他说，“船、人、路线，都要重新梳理。可——”

他停了一下。

“日本人那边，不会让我们太安逸。周世昌死了，他们肯定会派新的人来接手。大通这艘船，他们盯了很久了。”

陈醒的心沉了一下。

“多久？”

“快了。”沈泽楷望着她，“估计也就这一两个月。新的人一到，我这个‘代理’就要靠边站了。”

陈醒没说话。她晓得沈泽楷说的是实话。大通船运如今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周世昌是他们的棋子，棋子死了，他们自然会再下一颗。

“不过——”沈泽楷忽然话锋一转，嘴角弯了弯，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侬那个男朋友，倒是帮了大忙。”

陈醒愣了一下。

“周默生？”

“嗯。”沈泽楷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他在总务科坐镇，汪伪政府和日本人都放心。有他在，他们觉得大通翻不了天。所以新的人来，也不会太快。总要——观察观察。”

陈醒低下头，望着自己的手。周默生。她当然晓得他在总务科的意义。他是七十六号的人，是李士群的心腹。有他在，日本人觉得大通已经被盯死了，不需要急着换人。

可她不晓得，他到底晓不晓得她在做什么。

“我觉得，”沈泽楷打断了她，“侬不用想太多。有些事体，晓得的人越少越好。侬只管做好侬的事体，剩下的，我来安排。”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外头的风吹进来，凉丝丝的，吹得桌上的文件沙沙响。

“航线和时间，”他背对着她，声音低了些，“我会让初秘书通知侬。侬收到之后，转给该转的人。”

陈醒点点头。

“还有一件事体，”沈泽楷转过身，望着她，“这批货，很重要。比之前任何一批都重要。侬那边的人，准备好了没有？”

陈醒深吸一口气。

“准备好了。”

沈泽楷望着她，望了好几秒。然后他点了点头。

“去吧。”

陈醒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她的脚步声，笃，笃，笃，在水门汀地上响着。她下了楼，走过会计一部的门口，没有进去，继续往前走，走到走廊尽头，推开那扇通往天台的门。

天台上，风很大。黄浦江上的风吹过来，带着河腥味和煤烟味，吹得她头发飘起来。她站在栏杆旁边，望着远处的江面。几条船在江上慢慢移动，黑乎乎的，像几片叶子。

她在心里头，默默地算着日子。

五月十日。胡为兴给的时间，是五月十日。

还有五天。

五月七日傍晚，陈醒去了兆丰公园。

天还没黑透，公园里头人不多。她沿着那条碎石路往里走，数到第三张长椅，坐下来。从包里掏出一本书，翻开，搁在膝盖上。

等了大约一刻钟，胡为兴来了。

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戴着顶旧礼帽，手里拎着个皮包。他在她旁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上，吸了一口。

“阿叔。”陈醒望着前方的湖面，声音很低。

“嗯。”胡为兴应了一声。

“航线和时间，定了。”

她从包里掏出一张小纸条，递过去。胡为兴接过来，展开，看了一眼。上头只写着几行字，用密写的方式，在光下一照才能看清。他看完了，把纸条塞进口袋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划了一根，把纸条烧了。灰烬落在石板路上，风一吹，散了。

“五月十日，”胡为兴的声音压得很低，“浦东书院镇，出海口。一艘高梢船，五十多个人。”

陈醒的心跳快了一拍。五十多个人。不是货，是人。

“什么人？”她问。

胡为兴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

“指战员。全副武装的。从浦东撤退，南渡浙东。”

陈醒没说话。她晓得“南渡”是什么意思。早在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之初，中共江苏省委就明确提出，党的工作不能束缚于租界之内，要以上海为中心，向周边各县扩大，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些年，一批共产党员，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命令，返回家乡南汇，组织武装力量。有些人甚至成功打入了伪军内部，掌握了几个营的兵力。

如今，这些人要走了。不是撤退，是开辟新的根据地。

“皖南事变之后，”胡为兴的声音更低了，“中央下了命令，要增辟浙东根据地。”

他顿了顿，弹了弹烟灰。

“第一批，五十多人，五月十日夜里从书院镇出海。船是一艘高梢船，本地渔民常用的那种，不起眼，不容易被查。”

陈醒点了点头。

“后续呢？”

“后续还有。五月到九月，分七批，总共九百多人。全部南渡到浙东三北地区——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到了那边，跟当地的游击队会合，开辟根据地。”

九百多人。陈醒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攥了一下。这不是一船货，不是几条枪。是九百多个活生生的人，九百多条命。

“阿叔，”她开口了，“我能做啥？”

“侬已经做了。”胡为兴转过头，望着她，“航线和时间，是侬从沈泽楷那边拿到的。没有这个，船出不去，人也走不了。”

他停了一下。

“接下来，侬什么都不用做。稳住，照常上班，剩下的，我们来。”

陈醒望着湖面，望了好几秒。湖水是灰的，倒映着灰蒙蒙的天。几只野鸭在水面上游着，划出一道一道的波纹。

“阿叔，”她说，“那艘船，能安全到伐？”

胡为兴沉默了一会儿。

“不晓得。”他说，声音有些涩，“海上不太平。日本人的巡逻艇，国民党的水警，还有海盗——哪一关都不好过。可我们得试。不试，就永远过不去。”

他站起来，拍了拍长衫上的灰。

“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体，保住自己。”

他转过身，沿着那条碎石路走了。布鞋踩在石子上，沙沙的，像风吹过树叶。

陈醒坐在长椅上，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坐了很久。想起在现代的记忆，说实话，根本不记得有这么个事，不是专门学历史的，好多都是根据电视剧看到的，历史上有南渡这个事吗？哎，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五月十日，夜。

浦东书院镇，出海口。

天是黑的，没有月亮，连星星都躲进了云层里头。海风从东边吹过来，咸腥腥的，带着一股子凉意。芦苇在岸边沙沙地响，像谁在低声说话。

一艘高梢船，静静地泊在岸边。

船不大，木头的，漆皮剥落了大半，看起来跟本地渔民用的船没什么两样。船身吃水很深，船舱里头坐着人——不是渔民，是五十多个全副武装的指战员。他们穿着灰布军装，背着步枪，腰间挂着手榴弹。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抽烟，甚至连呼吸都压得很低。他们坐在船舱里，像一尊一尊的雕像，在黑暗里，只有眼睛是亮的。

船老大站在船尾，手里握着舵。他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皮肤晒得黝黑，脸上皱纹像刀刻的。他在这一带海上讨了二十年的生活，哪条水道深，哪条水道浅，哪里有暗礁，哪里有巡逻艇，他闭着眼睛都晓得。

“人齐了伐？”他压低声音问。

“齐了。”旁边一个人应道。

船老大点了点头，松开缆绳。船身轻轻一晃，离开了岸边。

没有汽笛声，没有灯光。只有船桨划水的声音，哗——哗——哗——，在夜色里，像一首低沉的歌。

船慢慢地驶向海中央。岸上的灯火越来越远，越来越暗，最后变成一条细细的线，消失在黑暗里。

船舱里头，一个年轻的指战员抬起头，望着北方。那个方向，是浦东，是上海，是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他没有什么行李，只有一把枪，一条命。

“怕不怕？”旁边的人低声问他。

他摇了摇头。

“不怕。”他说，声音很轻，可很稳，“怕就不来了。”

船老大在船尾，望着前方的海面。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可他晓得方向。他在这片海上走了二十年，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

“往南，”他在心里头默念，“往南。”

南边，是浙东，是三北，是新的战场。

五月十一日，清晨。

陈醒起了个大早。她站在灶披间的水斗边，弯着腰洗脸。水是凉的，扑在脸上，凉丝丝的。她洗得很慢，很仔细。

她不知道那艘船昨晚有没有安全出海。她不知道那五十多个人有没有安全到达。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能等。等胡为兴的消息，或者等报上的新闻——如果是坏消息的话。

她擦干脸，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里头的脸，白白的，眼睛底下头有一圈淡淡的青。她拍了拍脸颊，让气色看起来好些。

“姆妈，我去上班了。”

“好。路上当心。”

她走出弄堂，叫了辆黄包车。车子沿着霞飞路往东开，梧桐树的新叶在晨风里轻轻摇着，嫩绿嫩绿的。她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头，全是那艘船。她没见过那艘船，可她能想象——一艘木头的船，在黑色的海面上，摇摇晃晃地往南走。船舱里头坐着人，五十多个人，他们不说话，只是望着北方，望着上海的方向。

她深吸一口气，睁开眼睛。

车子在公司门口停下来。她下了车，付了车钱，走进大门。走廊里有人跟她打招呼：“陈小姐，早。”她点点头，笑了笑，上了楼。

会计一部的门开着。她走进去，坐下来，翻开账本。数字在纸上跳着，她看得很慢，一笔一笔地核。

她的手，没有抖。她的心，跳得稳稳的。

五月十二日。

消息来了。

不是胡为兴的消息，是周默生的电话。

“阿醒，今朝有空伐？一起吃晚饭。”

他的声音跟平时一样，痞痞的，吊儿郎当的。可她听得出来，那痞痞的声音底下头，有什么东西，松了。像一根绷了很久的弦，忽然松了。

“有空。”她说。

“老地方，六点。”

“好。”

六点，苏州馆子。

还是那张靠窗的桌子，还是那几样菜。老板看见他们，笑了笑，放下菜就走了。

周默生坐在对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没打领带，衬衫领口敞着两颗扣子。他的脸色比前些日子好多了，眼睛底下头那圈青也淡了。

“最近忙完了？”陈醒问。

“嗯，告一段落。”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侬呢？公司哪能样？”

“还是老样子。周世昌死了，沈先生暂时接手，忙得很。”

周默生点了点头，没说话。他夹了一筷子虾仁，慢慢嚼着。

陈醒望着他。他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嘴角一直弯着，像藏着什么高兴的事体。她忽然想起沈泽楷说的话——“有周默生在总务科坐镇，汪伪政府和日本人都放心。”

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默生，”她放下筷子，“侬——最近在七十六号，忙些啥？”

他抬起头，望着她。那双眼睛，在昏黄的灯光里，亮亮的，像两颗星星。

“忙来忙去，不就是那些事体。”他说，语气随随便便的，“抓人，审人，放人。没什么新鲜的。”

他没说实话。她晓得。她也晓得，他晓得她没说实话。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谁也不说话。窗外的霞飞路，霓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红的绿的蓝的黄的，照得人眼花。

“阿醒，”他忽然开口，声音低了些，“侬有没有想过，以后的事体？”

她愣了一下。

“以后？”

“嗯。比如——五年后，十年后，侬想在哪？做啥？”

她望着他，望了好几秒。五年后，十年后。一九四六年，一九五一年。那时候，战争结束了，她还活着没有？他呢？

“不晓得。”她说，声音平平的，“想多了，累。”

他笑了。那笑，跟平时不一样。不是痞痞的，不是吊儿郎当的，是一种——她也说不清楚。像一个人在黑夜里走了很久，忽然看见一盏灯，那灯不大，可他知道，那是为他亮的。

“也是。”他说，“想多了，累。”

吃完饭，他送她回家。车子在仁安里弄堂口停下来，她下了车，他摇下车窗，望着她。

“阿醒，”他说，“侬最近——小心些。”

她愣了一下。

“啥意思？”

他没解释，只是笑了笑，发动车子，走了。

她站在弄堂口，望着那辆黑色轿车消失在夜色里，站了好一会儿。夜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吹得她头发飘起来。

她转过身，走进弄堂。

灶披间的灯还亮着。她推开门，李秀珍在灶台边擦碗，看见她进来，问了一句：“哪能这么晚？”

“同事吃饭。”陈醒说。

他晓得了。她忽然意识到，他可能早就晓得了。他晓得她在做什么，他晓得她为谁办事。可他从来不说，从来不问。他只是在她身边，坐着，陪着，偶尔提醒一句“小心些”。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窗外头，夜色如墨。

她嘴角弯了弯，沉沉睡去。

五月下旬到九月，是上海最热的日子。

太阳毒辣辣的，晒得梧桐树的叶子都卷了边。霞飞路上的柏油路面晒得发软，踩上去黏糊糊的。弄堂里头更是闷热，家家户户开着窗户，可风进不来，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叫得人心烦。

这几个月，陈醒照常上班，照常做账，照常跟周默生吃饭。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的，像什么都没发生。

可她晓得，底下头，一直在动。

五月十日第一批之后，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一艘一艘的船，从浦东书院镇、从南汇、从奉贤的各个出海口，趁着夜色，悄悄地驶向浙东。船上装的是人，是枪，是弹药，是药品，是电台。九百多人，分七批，在五月到九月之间，全部安全南渡。

没有一艘船被拦，没有一个人被抓。

每一次成功南渡的消息，都是胡为兴在兆丰公园告诉她的。他坐在长椅上，抽着烟斗，声音压得很低，可那低低的声音里头，有一种东西，像火，不大，可烧得稳稳的。

“第二批，安全到了。”

“第三批，也到了。”

“第四批——”

每一次，她都只是点点头，说一声“好”。不多问，不多说。可她的心，每一次都会轻轻落回实处。尽管不是每一次都是陈醒安排的路线，但能知道他们安全出去了，就很心安。

九月的一个傍晚，陈醒下了班，没有直接回家。

她沿着霞飞路往西走了一段，拐进一条小马路，走到苏州河边。夕阳把河水染成暗红色，像一条流淌的血。她站在河岸边，望着对岸的那些老房子，灰扑扑的，在夕阳里像一幅褪了色的画。

她在想那些南渡的人。

九百多人，她一个都不认识。不晓得他们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可她晓得，他们跟她一样，都是这个时代里头的蝼蚁，被历史的车轮碾着，推着，往前跑。有些人跑得快，有些人跑得慢，有些人跑着跑着就倒下了，再也起不来。

她深吸一口气，转过身，往回走。

走到仁安里弄堂口，她看见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那里。

周默生靠在车门上，手里夹着根烟，正往嘴边送。看见她出来，他把烟掐灭，塞进口袋里，站直了身子。

“哪能来了？”她走过去。

“想侬了。”他说，痞痞的，吊儿郎当的。

她瞪了他一眼，可嘴角是弯的。

“上车，”他拉开车门，“带侬去吃好的。”

她上了车，他坐进来，发动车子。车子沿着霞飞路往西开，梧桐树在路灯下头投下斑驳的影子，像一幅一幅的水墨画。

车子在一家小馆子门口停下来。不是什么大馆子，就是一家本帮菜的小店，门面不大，可里头坐满了人。他领着她走进去，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坐下来。

点了几个菜，都是家常的——响油鳝糊、草头圈子、腌笃鲜。菜上来了，他给她盛了一碗汤，她接过来，慢慢喝着。

“阿醒，”他放下筷子，望着她，“侬信不信我？”

她抬起头，望着他。

“信。”她说。

他笑了。那笑，在昏黄的灯光里，像一盏灯。

“那就够了。”他说。

她低下头，继续喝汤。汤是咸的，鲜的，烫的。喝下去，从嘴里暖到心里。

可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酸酸的。

他晓得。她晓得他晓得。可两个人都不说。就像两条平行的线，挨得很近，可永远不会交汇。不是不想交汇，是不能。交汇了，就缠在一起，缠在一起，就谁都解不开了。

吃完饭，他送她回家。车子在仁安里弄堂口停下来，她下了车，他摇下车窗，望着她。

“阿醒，”他说，“明天见。”

“明天见。”她说。

他笑了笑，发动车子，走了。

她站在弄堂口，望着那辆黑色轿车消失在夜色里，站了好一会儿。夜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吹得她头发飘起来。

她转过身，走进弄堂。

灶披间的灯还亮着。她推开门，李秀珍在灶台边擦碗，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宝根趴在旁边写字。

“阿姐回来啦！”宝根抬起头，咧嘴一笑，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她走过去，摸摸他的头，在他旁边坐下来。

“阿姐，今朝先生教了一首新诗，我背给侬听。”

“好，背吧。”

宝根清了清嗓子，摇头晃脑地背起来：“黄浦江边炮声隆，八百壮士守四行。孤军奋战不退却，一腔热血洒疆场。”

他的声音奶声奶气的，可背得一本正经。陈醒听着，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满满的，涨涨的。

谢晋元。四行仓库。八百壮士。

那些人，有的死了，有的还活着，有的还在海上漂着，往南，往南，一直往南。

她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汤是咸菜豆瓣汤，鲜鲜的，烫烫的。

窗外头，夜色如墨。

可她知道，在那些她看不见的海面上，一艘一艘的船，正在夜色里悄悄地往南走。船上的人，不说话，不点灯，只是望着北方，望着上海的方向。

她放下碗，拿起笔，翻开本子。

明天，还要上班。

后天，还要去饭馆帮忙。

大后天——大后天，不晓得会发生什么。

可她不怕了。

她低下头，一笔一画，写下今天的日期——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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