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七章 孤星

1941年的二月里下了好几场雨，冷得人骨头缝里都冒寒气。法租界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蒙蒙的天上，像一双双干枯的手。到了三月，天总算放晴了。阳光从云缝里钻出来，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可风还是凉的，吹在脸上像刀子。

陈醒坐在会计一部的办公室里，低着头，手里的笔在一张一张单据上划过。数字在纸上跳着，她看得很快，心算也快，一张单子几秒钟就核完了。这几年做下来，闭着眼睛都能算出个八九不离十。

“陈小姐，总务科的单子，麻烦侬了。”王姐把一摞单据搁在她桌上，笑眯眯的。

“好。”陈醒接过来，翻了翻。

王姐没走，站在旁边，欲言又止。

陈醒抬起头：“哪能了？”

“陈小姐，”王姐压低声音，凑过来，“侬听说了伐？周世昌最近在搞什么‘物资调配’，把公司好几条船都调走了。沈先生那边，好像不太高兴。”

陈醒的手顿了一下。物资调配。这三个字，听起来是生意，可她晓得，底下头藏着什么。东洋人占了租界之后，大通公司的船运业务就被盯上了。沈泽楷那边，一直在周旋，可日子不好过。

“不晓得。”陈醒说，声音平平的，“我就是个小会计，管不着那些。”

王姐撇了撇嘴，走了。

陈醒低下头，继续核单子。可她的心，不在那些数字上头。

这几天，她心里头像压了块石头。

不是一块，是好几块。

头一块，是皖南事变。

一月初的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好几天之后了。报上登得含含糊糊的，说什么“新四军违抗军令”“不服从中央调遣”，可陈醒晓得，那不是真相。她在兆丰公园见到胡为兴的时候，他的脸色比平时更阴沉，烟斗抽了一根又一根，烟雾在晨雾里散成一片淡淡的蓝。

“蒋介石动手了。”胡为兴的声音很低，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新四军军部，九千多人，在皖南被包围了。打了好几天，死的死，伤的伤。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陈醒的手在膝盖上轻轻攥了一下。

九千多人。她想起那个数字，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上海这边，”胡为兴继续说，“形势会更紧。东洋人、国民党、汪伪，都在盯着我们。上头指示——收紧，隐蔽，等待时机。”

“侬照旧。”胡为兴望着她，“侬现在的身份，是最好的掩护。周默生的女朋友，大通公司的会计，写文章的陈小姐。没人会怀疑侬。”

她点点头。

“还有一件事体。”胡为兴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上个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在上海秘密设立办事处，专门负责交通工作。”

陈醒的心跳快了一拍。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这是大事。

“三条新的交通线，”胡为兴伸出三根手指，“互不干扰，各自为战。侬的任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获得情报，维持撤退路线。”

“我晓得了。”

胡为兴望着她，望了好几秒。那双眼睛，在晨雾里，沉沉的，像深不见底的井。可那井里头，有什么东西，笃定的，像石头一样。

“侬记住，”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体，保住自己，才能保住别人。”

她点点头。

胡为兴站起来，拍了拍长衫上的灰，走了。布鞋踩在碎石路上，沙沙的，像风吹过树叶。

陈醒坐在长椅上，望着湖面，坐了很久。

湖水还是灰的，倒映着灰蒙蒙的天。几只野鸭在水面上游着，划出一道一道的波纹。她想起沈伯安，想起他说“天总会亮的”时的声音。如今，天还没亮，可他们已经走到了更深的夜里。

这是第一块石头。

第二块，是大通公司的事体。

东洋人接管租界之后，大通船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沈泽楷那边，倒是一直很安静。

他照常来公司，照常开会，照常跟客户吃饭。可陈醒看得出来，他脸上那层客气底下头，藏着什么。像一个人在悬崖边上走，明明脚下是万丈深渊，可他脸上还是笑着的，跟没事人一样。

三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陈醒在公司走廊里碰见沈嘉敏。

沈嘉敏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棉旗袍，外头罩着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头发剪短了，齐耳，看起来比从前利落了许多。她是来找沈泽楷的，手里拎着一个布包，里头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着什么。

“阿醒！”沈嘉敏看见她，眼睛亮了，拉着她的手，“好久不见，侬哪能样？”

“蛮好的。”陈醒笑了笑，“侬呢？最近在忙啥？”

沈嘉敏四下望了望，压低声音：“我阿爸和阿哥在收拾生意，要把上海及周边省份的铺子都处理掉。”

陈醒愣了一下。

“哪能回事体？”

沈嘉敏咬了咬嘴唇：“东洋人盯上我们了。阿哥讲，再不走，怕是走不掉了。他打算把国内的生意都处理干净，让我姆妈、阿爸和嫂子、我去南洋。”

南洋。陈醒的心沉了一下。

“侬呢？侬去伐？”她问。

沈嘉敏摇了摇头：“我不去。我要留下来。杜青还在前线，我哪能走？”

陈醒望着她。沈嘉敏的眼睛，亮亮的，可那亮底下头，有什么东西，硬的，像铁。

“阿哥拗不过我，”沈嘉敏笑了笑，那笑有些苦，“就让我留在上海，帮他看着这边的生意。”

两个人站在走廊里，沉默了几秒。

“沈先生——”陈醒开口了。

“阿哥他——”沈嘉敏打断了她，声音低了些，“他有他的打算。侬放心，他比谁都精明。不会把自己搭进去的。”

陈醒点点头，没再问。

可她心里头，有数。沈泽楷把父母妻儿送去南洋，自己留下来，说是“处理生意”。可上海这地方，处理生意需要多久？一天？一个月？一年？

他不是在处理生意。他是在——她也说不清楚。像一个人在船上，明明可以上岸，可他偏偏不下，因为他晓得，船上还有人在划桨，他走了，桨就少了一把。

这是第二块石头。

第三块，是四月二十四日那天早上。

陈醒下了班，从公司出来，沿着霞飞路往南走。走到一家报摊前头，习惯性地停下来，买了份《申报》。

报摊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姓吴，陈醒叫他吴老板。他一边找零钱，一边摇头叹气：“作孽啊，作孽啊。”

“哪能了？”陈醒接过报纸，展开。

头版头条，黑体字，大得扎眼——

“孤军营谢晋元团长遇刺身亡”

她的手抖了一下。

报上写着：四月二十四日清晨五时许，谢晋元在孤军营操场率领官兵早操，上等兵郝鼎诚等四人迟到，谢晋元厉声斥责。四人突然取出匕首及铁镐等凶器，蜂拥而上，猛刺谢晋元胸部及头部。谢晋元多处受伤，流血不止，至六时许悲壮长逝，时年三十七岁。

陈醒站在报摊前头，望着那几行字，望了很久。

谢晋元。四行仓库。八百壮士。

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她记得那个秋天。隔着苏州河，对岸的四行仓库枪声响了四天四夜，炮声轰隆隆的，震得窗户纸哗哗响。弄堂里的人都说，有八百个勇士守在仓库里，打退了鬼子一次又一次进攻。

他们被缴了械，被关在胶州路的孤军营里，一关就是四年。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夜。谢晋元带着他的兵，在那个巴掌大的地方，操练，读书，升旗。日伪特务来诱降，许他陆军总司令的高官，他骂回去：“尔等行为，良心尽丧，认贼作父，愿作张邦昌，甘作亡国奴。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如今，他死了。不是死在战场上，是死在自己人的刀下。

她想起报上那句话——“团座连鬼子的大炮都顶住了，竟然折在这儿？”

她深吸一口气，把报纸叠好，塞进包里。

回到家，灶披间的灯亮着。她推开门，李秀珍在灶台边忙活，锅里咕嘟咕嘟炖着黄豆猪脚汤。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宝根趴在旁边写字。

“阿姐回来啦！”宝根抬起头，咧嘴一笑。

陈醒走过去，摸摸他的头，在他旁边坐下来。她没说话，只是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汤是咸的，鲜的，烫的。喝下去，从嘴里暖到心里。

可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凉凉的。

四月二十五日。

天还没亮透，陈醒就醒了。

她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那里，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

她翻了个身，起来洗漱。

今天胡为兴约了她见面。在兆丰公园，老地方。

她换了件深灰色的棉袍，头发用发夹别紧，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里头的脸，白白的，眼睛底下头有一圈淡淡的青。她拍了拍脸颊，让气色看起来好些。

“姆妈，我出去了。”

“哪能这么早？”李秀珍从灶台边探出头。

“约了朋友。”

她走出弄堂，叫了辆黄包车。车子沿着霞飞路往西开，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在晨风里轻轻摇着。她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车子在兆丰公园门口停下来。她下了车，付了车钱，走进去。

晨雾还没散，草叶上挂着露水，湿漉漉的。她沿着那条碎石路往里走，数到第三张长椅，坐下来。从包里掏出一本书，翻开，搁在膝盖上，装作在看书的样子。

等了大约一刻钟，胡为兴来了。

他穿着件灰布长衫，戴着顶旧礼帽，手里拎着个皮包，像个来晨练的老先生。他在她旁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上，吸了一口。

“阿叔。”陈醒望着前方的湖面，声音很低。

“嗯。”胡为兴应了一声，烟雾从烟斗里飘出来，在晨雾里散成一片淡淡的蓝。

沉默了一会儿。

“谢晋元的事体，”胡为兴开口了，声音很低，“听说了？”

“嗯。报了。”

胡为兴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

“不是简单的兵痞闹事，”他说，“是汪伪特务机关策动的。谢晋元被关了四年，日伪威逼利诱，他软硬不吃。汪精卫那边派人许他陆军总司令，他骂回去。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陈醒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攥了一下。

“四个人，”胡为兴继续说，“郝鼎诚、张国顺、尤耀亮、张文清。都是被收买的。用匕首和铁镐，在操场上动的手。团副上官志标也身中五刀，受了重伤。”

陈醒没说话。湖面上的风，凉丝丝的，吹得她脸颊发紧。

“谢晋元死了，”胡为兴的声音更低了，“孤军营也就散了。没了主心骨，那几百号人，迟早被东洋人吞掉。”

“他——他才三十七岁。”陈醒说，声音有些涩。

“是啊。”胡为兴把烟斗收进口袋，靠在椅背上，望着灰蒙蒙的天，“四行仓库打了四天，孤军营关了四年。四百多号人，从一九三七年关到现在。谢晋元顶住了鬼子的炮火，顶住了日伪的诱降，顶不住自己人的刀子。”

陈醒低下头，望着自己的手。手指细细的，白白的，指甲剪得短短的。那双手，在微微发抖。

“阿叔，”她抬起头，“谢晋元死了，上海这边——”

“会更紧。”胡为兴打断了她，“东洋人会借这个机会，进一步挤压租界。孤军营那几百号人，要么被收编，要么被分散。老百姓心里头那口气，更难出了。”

他顿了顿，转过头，望着她。

“所以侬更要稳住。侬现在的身份，比什么都重要。周默生的女朋友，大通公司的会计，写文章的陈小姐——这些身份，是侬的铠甲。穿好了，别脱。”

她点点头。

“新办那边，”胡为兴压低声音，“已经运转起来了。三条交通线，正在铺设。侬的任务——利用周默生那边的资源，替新办搜集情报。特别是七十六号的动向，东洋人下一步的部署，越详细越好。”

“我晓得。”

胡为兴站起来，拍了拍长衫上的灰。

“记住，”他低头望着她，“不管发生什么事体，保住自己。”

他转过身，沿着那条碎石路走了。布鞋踩在石子上，沙沙的，像风吹过树叶。

陈醒坐在长椅上，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雾里，坐了很久。

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走出公园。

四月二十六日。

谢晋元的死讯，在上海滩炸开了锅。

报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从四行仓库到孤军营，从谢晋元的生平到遇刺的经过，每一个细节都被翻出来，摆在读者面前。可有些东西，报上写不出来——老百姓心里头的那个滋味。

弄堂里的顾太太，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那天早上买菜回来，站在灶披间门口，忽然掉了眼泪。

“作孽啊，”她用围裙擦着眼睛，“谢团长那个人，我在报上看过他的照片，长得一表人才，才三十七岁，就这么没了。”

刘春心端着一盆衣裳从水斗边走过来，听见他们说话，停了一下：“我听人讲，谢团长的遗体停在胶州路，好多人都去吊唁了。有人讲，去了十几万人。”

十几万人。陈醒想起这个数字，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堵得慌。

下午，周默生打了电话来。

“阿醒，今朝有空伐？一起吃晚饭。”

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些，没有那种痞痞的、吊儿郎当的调子。陈醒听得出来，他晓得谢晋元的事体，他也在想这件事体。

“有空。”她说。

“老地方，六点。”

“好。”

六点，苏州馆子。

还是那张靠窗的桌子，还是那几样菜。老板看见他们，笑了笑，放下菜就走了。店里头人不多，稀稀拉拉的，钢琴没人弹，安安静静的。

周默生坐在对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没打领带，衬衫领口敞着两颗扣子。他的脸色不太好，眼睛底下头有一圈青，看起来好几天没睡好。

“最近忙？”陈醒问。

“嗯。七十六号那边，事体多。”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谢晋元的事体，李士群那边也紧张。怕老百姓闹事，加派了人手。”

陈醒夹了一筷子青菜，慢慢嚼着。

“阿醒，”他放下杯子，望着她，“侬对谢晋元的事体，哪能看？”

她抬起头，望着他。

“我——”她想了想，把筷子搁下，“我觉得可惜。”

“可惜？”

“嗯。四行仓库那会儿，他带着四百多个人，打了四天四夜。要是死在战场上，那是英雄。可他没有。他撤出来了，被关了四年，然后——”她停了一下，“死在自己人的刀底下头。”

周默生没说话。他只是望着她，那双眼睛，在昏黄的灯光里，沉沉的，像深不见底的井。

“我晓得，”他说，声音很低，“有些人讲，他是被汪精卫那边收买的人杀的。也有些人讲，是——”

他没说完。

陈醒晓得他想说什么。有些人讲，是东洋人下的手。也有些人讲，是重庆那边。还有有些人讲，是租界当局。说什么的都有。可不管是谁下的手，谢晋元死了。那个在四行仓库顶上举着枪、对天发誓“中国不会亡”的人，死了。

“默生，”她开口了，“侬在七十六号，见过谢晋元伐？”

他摇了摇头：“没有。他被关在孤军营，我们进不去。可我听人讲起过他。讲他每天带着兵操练，升旗，读书。讲他拒绝汪精卫的高官厚禄，讲他在孤军营里头种菜养猪，自给自足。讲他——”他停了一下，“讲他是个硬骨头。”

硬骨头。

这两个字，从周默生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像风吹过水面。可陈醒晓得，那底下头，有多重。

在这个年头，在上海滩，在这个到处都是软骨头的地方，能被人叫一声“硬骨头”，不容易。

吃完饭，他送她回家。车子在仁安里弄堂口停下来，她下了车，他摇下车窗，望着她。

“阿醒，”他说，“明天，我可能不能来接侬了。七十六号那边，有个案子要办。”

“好。”她点点头，“自家当心。”

他笑了笑，发动车子，走了。

她站在弄堂口，望着那辆黑色轿车消失在夜色里，站了好一会儿。夜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吹得她头发飘起来。

她转过身，走进弄堂。

灶披间的灯还亮着。她推开门，李秀珍在灶台边擦碗，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宝根已经睡了。

“姆妈，我先去洗漱了。”

她走进里间，拿出脸盆、毛巾、牙粉，走到水斗边，弯下腰，洗脸。水是凉的，扑在脸上，凉丝丝的。她洗得很慢，很仔细，像要把一整天的疲惫都洗掉。

可她晓得，有些东西，是洗不掉的。

谢晋元死了。沈泽楷要走了。新办的交通线正在铺。周默生那边，越来越忙。她站在这些线索的交汇点上，像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每条路都看不清远方，雾茫茫的，可她知道，她得走，不能停。

她抬起头，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那张脸，白白的，眼睛底下头有一圈淡淡的青。她望着那张脸，望了好几秒。

四月二十八日。

谢晋元的遗体，在胶州路孤军营停放了四天。

报上写，前去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达十万之众。有人从苏州赶来，有人从杭州赶来，有人从南京赶来。他们穿着素衣，戴着白花，在灵堂前头鞠躬，落泪，烧香。

陈醒没去。

不是不想去，是不能去。她晓得，那种场合，人多，眼杂。她的身份，不允许她出现在那种地方。她只能在心里头，给那个素未谋面的人，烧一炷香。

那天下午，她下了班，没有直接回家。她沿着霞飞路走了一段，拐进一条小马路，走到一家花店门口。

“小姐，买啥花？”老板是个年轻女人，笑眯眯的。

“白菊花，有伐？”

“有。要多少？”

“一束。”

老板从桶里抽出一束白菊花，用玻璃纸包好，递给她。她付了钱，捧着那束花，走到苏州河边。

河水是灰的，浑浊的，在夕阳里泛着暗红色的光。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丝丝的，带着一股子泥腥味。她站在河岸边，把那束白菊花拆开，一朵一朵地，丢进河里。

白色的花瓣在灰色的水面上漂着，打着旋，一朵，一朵，像小小的船。

她站在那里，望着那些花瓣越飘越远，越飘越远，直到看不见了。

然后她转过身，走了。

回到家，灶披间的灯还亮着。她推开门，李秀珍在灶台边忙活，看见她进来，问了一句：“哪能这么晚？”

“在外头走了走。”陈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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