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最后的傲慢与终焉时刻

1932年5月20日，午时五点二十分。

沙面岛，英国领事馆地下掩体。

空气浑浊得令人窒息。不到五十平方米的空间，挤着八十多个人。领事馆官员、英国侨民的妇女儿童、几个轻伤兵，挤作一团。

汗水、灰尘、血腥味，混着浓得化不开的恐惧，酿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

墙壁在震。

从昨夜开始，这震动就没停过。起初只是远处闷雷似的嗡鸣，后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频繁，每一次震动，都让天花板簌簌落下细灰，洒在人们的头上、肩上。

约翰·卡尔斯顿爵士坐在角落唯一的椅子上，手里攥着怀表。银质表壳被汗水浸得滑腻，昏黄的煤油灯光落在表盘上，指针一格、一格，钝重地跳动。

五时二十分。

距离最后通牒时限，只剩二十五分钟。

“爵士……”

副领事威廉姆斯蹲在他身边，声音哑得像破风箱。他的脸白得纸一样，眼神里满是惶急：“我们……真的要等死吗？陈树坤疯了，他真的会开炮的，昨晚的轰炸您看到了，那只是警告……”

“闭嘴。”

卡尔斯顿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合上怀表，“咔哒”一声脆响，在狭小的地下室里格外刺耳。

“陈树坤不敢。”

他说，声音在潮湿的空气里回荡。不知是说给威廉姆斯听，说给身边的同胞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炮击租界？这是对两个世界性大国的宣战。大英帝国远东舰队会炮轰广州，法兰西印度支那军团会从越南打进来……”卡尔斯顿站起身，掸了掸制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努力稳住声线，“校长会第一个摁住他。那个广东军阀，承受不起这个后果。”

他在说谎。

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在说谎。

从昨夜那架德国轰炸机把五百磅炸弹扔在离领事馆五十码的法国水兵营房开始，从爆炸气浪震碎所有玻璃窗开始，从燃烧的木头和焦尸味飘进地下室开始——他就知道，陈树坤敢。

那个穿灰布军装、沉默寡言的中国人，真的敢。

可他是大英帝国驻广州领事，是女王陛下的代表，是大不列颠在这片土地上的权威象征。他不能崩溃，不能示弱，不能承认——那个他服务三十年、为之骄傲的帝国，此刻在这座小岛上，在一支中国军阀的军队面前，脆弱得像纸糊的城堡。

“可是……”

一个抱着两个孩子的英国妇人颤抖着开口。她怀里七八岁的男孩发着高烧，脸蛋烧得通红，呼吸微弱。“爵士，我的威廉姆一直在烧，我们需要医生，需要药品……能不能派个人出去，举着白旗……”

“不行。”

回答的不是卡尔斯顿，是刚挤进来的法国副领事雷诺。

这位曾经风度翩翩的外交官，此刻制服上沾着泥污，左脸颊一道血痕，金发凌乱地贴在额头上。他眼里布满血丝，那不是恐惧，是近乎癫狂的固执。

“举白旗？向那些黄种猴子投降？”雷诺的声音尖锐刺耳，“不！绝不！法兰西的旗帜从未在亚洲降下过！我们还有两百士兵，有武器，有工事！他们要强攻，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卡尔斯顿看着雷诺，看着同僚脸上恐惧与傲慢扭曲的表情，突然觉得悲哀。

他知道雷诺在怕什么。怕死亡，更怕“投降”这两个字。怕回到巴黎被同僚嘲笑，被政敌攻击，被报纸写成“让法兰西蒙羞的懦夫”。

他们都一样，困在“帝国荣耀”的囚笼里，出不来，也不敢出来。

“雷诺先生说得对。”卡尔斯顿缓缓开口，声音刻意放得坚定，“我们不能投降。大英帝国的荣誉，不允许向一群地方武装低头。何况……陈树坤只是恫吓，他在赌我们会屈服。可我们挺住了，退缩的只会是他。”

这番话，他说得斩钉截铁。

以至于，他自己都快信了。

“可是……”妇人还想争辩。

“没有可是！”卡尔斯顿猛地打断她，声音陡然拔高，“这里是沙面，是大英帝国在远东的领土！米字旗还在领事馆上空飘着，这里就永远是英国的土地！英国的土地，绝不向任何人低头！”

最后几个字，他几乎是吼出来的。

地下室里一片死寂。

只有发烧男孩压抑的咳嗽声，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珠江两岸几万民众低沉的怒吼——那声音像潮水，一层叠一层，越来越近，越来越沉。

威廉姆斯嘴唇翕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低下头，攥紧了拳头。

雷诺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闭上眼睛，胸口剧烈起伏。

其他人——妇女、孩子、伤兵，都用茫然、恐惧、绝望的眼神看着卡尔斯顿。他们想从这位领事脸上看到希望，可卡尔斯顿自己，都不知道希望在何方。

怀表又被打开。

五时三十分。

还剩十五分钟。

卡尔斯顿走到地下室唯一的气窗前。那是个书本大小的洞口，装着锈迹斑斑的铁栅栏。他踮起脚，透过栅栏缝隙望向外面。

天空是铅灰色的，阴沉得可怕，像一块沉甸甸的铅板压在头顶。江面上，中国军舰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黑洞洞的炮口，在昏暗的天光下，像一只只沉默的眼睛，冷冷地盯着这座小岛。

更远的地方，珠江两岸，黑压压的全是人。

工人、学生、商人、农民，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他们沉默地站在江岸、屋顶、高地，像一片望不到尽头的黑色森林。

没有喧哗，没有骚动，只有沉默。

那种沉默，比任何呐喊都更令人心悸。

卡尔斯顿见过愤怒的中国人，见过示威，见过游行，却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如此多人，如此安静，如此耐心。

他们像在等待一场祭祀。

一场用殖民者的鲜血和尸骨，祭祀百年屈辱的盛大仪式。

卡尔斯顿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紧了气窗边缘粗糙的水泥，指节泛白。

“爵士。”

威廉姆斯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轻得像蚊蚋：“也许……也许我们该联系陈树坤，再谈谈。赔款可以商量，道歉也可以，但交出士兵……那是大英帝国的军人，交给中国人的军事法庭，这……”

“我说了，不行。”

卡尔斯顿没有回头，声音冷得像冰：“交出士兵，就是承认有罪。一旦认罪，我们在法律和道义上，就彻底输了。”

他转过身，看着威廉姆斯惨白的脸，一字一句：“这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人命的问题，是秩序的问题。是白人和黄种人的秩序，是文明和野蛮的秩序。”

“今天我们低头，明天上海、天津租界会怎样？香港会怎样？整个远东的中国人都会知道，英国人、法国人也会低头。然后，他们会要求更多，直到把我们从这片土地上彻底赶出去。”

“这个头，不能开。”

“这个先例，不能有。”

威廉姆斯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颓然低下头。

地下室里，只剩众人的呼吸声，男孩的咳嗽声，远处民众的怒吼声。

还有卡尔斯顿的怀表，滴答，滴答，滴答。

时间，不紧不慢地走着。

走向那个注定的终点。

同一时间，广州东山总司令部。

作战室里，静得能听见心跳。

巨大的沙盘周围，站着十几名军官，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锁在墙上那面巨大的时钟上。

秒针，一格，一格，跳动得格外清晰。

五点四十分。

陈树坤站在沙盘前，背着手，看着沙面上代表英法军队的蓝色小旗。他保持这个姿势，整整一个小时了。

没喝水，没抽烟，没说话。

像一尊凝住的铁雕像。

徐国栋站在他身后半步，手里攥着前线各部队最后确认就位的电报。所有“准备完毕”都打了勾，所有“随时开火”都画了圈。

庞大的战争机器，已上满发条。扣下扳机的手指，悬在半空。

只等一个命令。

“总座。”

徐国栋终于忍不住，低声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迟疑：“还有五分钟。要不要……再用高音喇叭喊一次话？给岛上中国百姓最后一次机会，让他们去教堂避难？”

陈树坤没有回头，只是微微摇头。

“昨夜喊了三次，今早喊了两次。”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愿意听的，早就去了。不愿意的，或者不敢的，现在喊，也没用了。”

“可是……”

“徐国栋。”

陈树坤打断他，终于转过身。

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愤怒，没有激动，没有紧张，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像暴风雨来临前，死寂的海面。

“一百年了，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九十二年。九十二年，我们割了多少地，赔了多少款，签了多少条约，死了多少人？”

“现在，在我们的家门口，在珠江里，洋人又开枪了。又杀了我们的百姓，又屠了我们的妇孺。”

“然后有人告诉我们，要顾全大局，要考虑国际观瞻，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陈树坤笑了。

那笑容里，没有一丝温度，冷得刺骨：“去他妈的大局。去他妈的观瞻。去他妈的外交。”

“今天，我要用大炮告诉那些洋大人，告诉伦敦，告诉巴黎，也告诉南京——”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斩钉截铁，震得屋梁似乎都在颤：

“杀中国人，要偿命！”

“在中国土地上撒野，要付出血的代价！”

“这个道理，天经地义！”

墙上的时钟，秒针走到了最后一格。

“铛——”

“铛——”

“铛——”

五点四十五分钟的钟声，在作战室里回荡。沉闷，悠长，像丧钟，更像战鼓。

陈树坤转过身，不再看时钟。

他抓起沙盘边那部直通炮兵指挥所的电话，凑到耳边。

电话那头，传来炮兵指挥官嘶哑而紧绷的声音，带着压抑到极致的激动：“主席！最后时限已到！沙面无任何回应！重复，沙面无任何回应！是否开火？请指示！”

陈树坤闭上眼睛。

一瞬间，沙面桥头破碎的尸体，蒋介石电报里“顾全大局”的虚伪，英法照会中“最强烈抗议”的傲慢。

还有珠江两岸，那几万双沉默的眼睛，眼里燃烧的，是压抑了百年的怒火。

他睁开眼睛。

眼里最后一丝温度消失殆尽，只剩下冰冷的、钢铁般的决绝。

他只说了两个字。

平静，清晰，透过电话线，传向所有炮兵阵地，所有军舰指挥室，所有机场塔台，传向战争机器的每一个齿轮：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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