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 即将发生的惨案

1932年5月18日，当陈树坤在天台上眺望珠江、思考海军与暗处之敌时，他并不知道，一场将彻底改写南洋地缘政治的惨案，正在珠江对岸那座小岛上酝酿。（这里声明一下，文中发生的惨案都是参照历史中发生的惨案写出来的）

同一天，清晨七点半。

沙面岛——珠江白鹅潭畔的沙洲，自1859年起便是英法租界。六座桥梁连接广州城，却又将两个世界生硬隔绝。岛上绿树浓荫蔽日，西式洋楼鳞次栉比，教堂的晨钟与俱乐部的舞曲，终年在微风里缠绕。

一水之隔的西关，却是密密麻麻的骑楼街巷，叫卖声、车轱辘声，揉着人间烟火，在晨光里漫开。

晨光斜斜洒在沙面西桥的青石板上，映出细碎的光斑。梁伯推着他的粥车，吱呀呀的木轮声，碾破了清晨的宁静。

这辆粥车跟了他二十年，车帮磨得发亮，两只大木桶里，白粥微微沸着，飘出淡淡的米香，咸菜的咸鲜混在其中，是码头苦力、黄包车夫们最廉价的暖腹早餐。

六十二岁的梁伯，头发花白如霜，腰背微驼，却依旧能稳稳推着车，走向他的“老位置”——西桥外五十尺的大榕树下。二十年，风雨无阻。

可今天，粥车刚停稳，那抹刺眼的猩红就撞入眼帘。

是锡克巡捕。近两米的身高，深褐色皮肤，浓密的络腮胡缠在颌下，猩红的头巾裹着脑袋，一身英式警服熨得笔挺，腰间的警棍油光锃亮，在晨光里泛着冷光。他是英国人的忠仆，印度旁遮普人，祖上世代为英军服役。

“臭猪！”锡克巡捕的广东话裹着生硬的腔调，警棍“啪”地狠狠砸在粥车木桶上，“说过不准靠近桥五十尺！耳朵聋了？”

梁伯忙佝偻着腰赔笑，从怀里摸出两枚磨得光滑的铜板，双手递上去：“阿Sir，行行好，今天风大，我就挪近一点点……”

话音未落，警棍横扫而来。

不是砸桶，是砸人。

“砰”的闷响，结结实实砸在梁伯大腿外侧。老人“哎哟”一声踉跄，粥车瞬间失去平衡，朝一侧倾倒。

大半桶滚烫的白粥，哗啦一声，尽数泼在梁伯的左腿上。

粗布裤子瞬间湿透，滚烫的热力穿透布料，灼得皮肉滋滋作响。梁伯惨叫着摔倒在地，抱着左腿在青石板上翻滚，腿上肉眼可见地鼓起一片片水泡，透亮油红，在晨光里刺得人眼疼。

锡克巡捕啐了一口唾沫，唾沫落在梁伯手边的水泡上，他抬脚碾了碾地上的粥渍：“再敢来，打断你另一条腿！”

恰在此时，一队安南巡捕从桥上走过。清一色竹笠、土黄色制服，是法国从越南殖民地调来的爪牙。领头的小个子瞥见这一幕，咧开嘴，露出被槟榔染黑的牙齿，用生硬的粤语朝同伴哄笑：

“看！中国猪的早餐洒了！”

安南巡捕们轰然大笑，有人故意用步枪托戳了戳翻倒的粥桶，让剩下的白粥全流进阴沟，混着污泥，变成浑浊的浆糊。

桥上，一个英国领事馆的白人职员夹着公文包经过，瞥了一眼桥头的闹剧，面无表情地低头翻着《字林西报》，脚步未停，仿佛眼前的痛苦与狼狈，不过是路边的一滩积水。

梁伯蜷缩在地上，咬着牙，再没敢发出一声惨叫。他慢慢摸索着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收拾散落的粗瓷碗，把没摔碎的摞起来，又用破布一点点擦着地上的粥——不是心疼粥，是怕路过的人滑倒。

周围，几个早起的中国苦力、黄包车夫低着头，脚步匆匆地绕过他，没人敢停，没人敢扶，甚至没人敢多看那锡克巡捕一眼。

二十年了，沙面桥的清晨，从来都是这样。

晨光渐烈，洒在沙面南码头的水面上，波光粼粼。法国炮舰“阿尔及尔人号”停泊在泊位，舰身锈迹斑斑，却依旧透着威慑——138毫米的主炮黑洞洞的，斜指广州城方向，像一只蛰伏的野兽，盯着对岸的人间。

这艘1898年下水的旧式炮舰，老态龙钟，却依旧是殖民者的底气。

清晨八点一刻，四个法国水兵摇摇晃晃走下舷梯，浑身酒气熏人——他们昨晚在沙面法国俱乐部喝到凌晨三点，脚步虚浮，眼神浑浊。

“洗衣妇！我们的衣服！”一个水兵用生硬的中文喊着，舌头打了结，酒气喷在风里。

陈婶从码头边的石阶上站起来，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她四十八岁，脸上是长年江风吹出的深裂纹，手指关节粗大变形，像老树枝。面前两个大藤筐，叠着洗好熨平的法国水兵制服：白色水手服、蓝色作训服，还有几件细亚麻军官衬衫，每件都叠得方方正正，散发着廉价肥皂和阳光的味道。

“先生，都好了。”陈婶挤出一抹干硬的笑，用法语数着，“加斯东先生三件，皮埃尔先生两件，让先生四件……一共九件，每件三毫，总共两元七毫。”

加斯东——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红发壮汉，打着酒嗝，从裤兜里摸出几枚硬币，看也不看，随手一抛。

银毫叮叮当当落在陈婶脚边的青石板上，滚进码头石缝的积水里，溅起细碎的水花。

“捡啊，中国母猪。”加斯东咧着嘴笑，露出一口被烟草熏黄的牙，眼神里的轻蔑，像淬了毒的针。

旁边三个水兵哄笑起来，有人吹着轻浮的口哨，脚尖踢着地上的积水，故意溅在陈婶的裤腿上。

陈婶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她盯着水洼里的硬币，数了数——只有两元四毫，少了三毫。

三毫，够买半斤米，够婆婆吃一天的药。

“先生，”她努力稳住声音，用法语轻声说，声音发颤，“是两元七毫，您给了两元四……”

“我说，捡起来。”加斯东猛地打断她，上前一步，酒气喷在陈婶脸上，带着浓烈的劣质葡萄酒味，“还是你想让我帮你？”

周围，二十几个码头工人停下了手里的活。他们扛着麻袋，拿着撬杠，沾满泥沙的脸上，怒意一点点攒起。有人攥紧了拳头，指节发白，有人别过脸，却又忍不住回头。

陈婶深吸一口气，慢慢弯下腰，枯瘦的手伸向水洼——

就在她的指尖即将触到硬币时，站在她身后的水兵皮埃尔，突然抬脚，厚重的皮靴狠狠踹在她撅起的臀部。

“噗”的一声闷响。

陈婶整个人向前扑倒，额头重重磕在码头石阶的棱角上。

短暂的寂静。

然后，血从她花白的发际线涌出来，顺着额角往下流，流过眼角，流过脸颊，滴在青石板上，一滴，两滴，在晨光里，红得刺眼。

水兵们笑得更大声了，有人捶打着同伴的肩膀，仿佛看到了最滑稽的喜剧，笑声在码头的风里，格外刺耳。

人群里，一个精壮汉子猛地扔下肩上的麻袋。麻袋砸在地上，扬起一片灰尘，发出沉闷的响声。

是刘大柱。顺德人，在码头扛了八年活，右肩比左肩低两寸，是常年扛包压出的痕迹。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皮肤黝黑，臂膀结实，眼里燃着怒火。

“你们太过分了！”刘大柱上前一把扶起陈婶，眼睛死死盯着法国水兵，喉咙里滚出低吼，像被激怒的豹子。

加斯东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眯起眼，上下打量着这个敢出头的中国苦力：粗布短褂，补丁摞补丁，赤脚穿着一双破草鞋，浑身是汗和灰尘的味道，与周围的沙砾、泥水，仿佛融为一体。

“黄皮猪，”加斯东的手按在腰间的刀鞘上，指节发白，“你说什么？”

“我说，你们太过分了！”刘大柱挡在陈婶身前，胸膛起伏，声音洪亮，“洗衣服的钱不给够，还打人！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加斯东怪笑起来，转头看向同伴，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说王法！在这里，”他狠狠跺了跺脚下的土地，“我们，就是王法！”

“锵”的一声，水手刀出鞘。

一尺长的刀身，在晨光下泛着冷森森的光，刀尖直指刘大柱的鼻子，距离不过三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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