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4章 文华殿日讲：三长与三短

次日上午，文华殿。

阳光毫无阻碍地洒落在紫禁城层层叠叠的琉璃瓦上，积雪反射出耀眼的金白色光芒。

寒气虽未全消，却已透出几分早春将至的明媚。

文华殿后殿的窗棂被阳光镀上一层暖色，殿内炭火静静燃烧，暖意融融。

将最后一丝残冬的冷峭隔绝在外。

今日是小经筵，亦称“日讲”。

与仪式隆重、百官云集的大经筵不同。

日讲更侧重于皇帝与讲官之间的学问探讨与经典研读，礼仪相对简省。

今日的讲官，只有一人——内阁首辅、太傅孙承宗。

朱由校身着常服，升坐于御案之后。

孙承宗身着绯袍玉带，侍立于御案一侧。

按制，日讲讲官可赐坐，但孙承宗今日似乎更愿站着讲，朱由校也未勉强。

简单的行礼如仪后，孙承宗便翻开早已备好的《孟子》注疏。

开始讲解今日预定的章节——《滕文公上·许行章》。

他的声音不高，却吐字清晰，引经据典，深入浅出。

既阐发经义，又不时结合朝政实例，发人深省。

尤其是其中的后世名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朱由校听得专注，不时询问几句，气氛严肃而不失融洽。

更像是一场师生间的答疑解惑。

巳时末，今日预定的《孟子》篇章讲解完毕。

孙承宗合上书本，正待告退，却见皇帝从御案一侧取出一份奏疏。

正是昨日那份来自孙传庭的密奏。

“先生，功课已毕。朕这里另有一‘题’，想请教先生。”

朱由校将奏疏递给孙承宗，语气平和，带着学生请教师长般的诚恳。

“此乃孙伯雅转呈的西北方略，朕思索一夜，仍觉其中利弊交织，难以权衡。

先生久历边疆，总揽枢机，不知对此策有何高见？”

孙承宗双手接过奏疏，心中了然。

皇帝选择在文华殿日讲之后、仅有师生二人在场时拿出此策询问，其意不言自明。

近几年来，随着辽东、漠南接连大捷，新政渐显成效，国库日益充盈。

皇帝的威望与权威已臻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朱由校敏锐地察觉到，朝中大臣，包括孙承宗这位帝师首辅。

在奏对时愈发谨慎，许多劝谏不再如早年那般直言不讳、据理力争。

（杨涟除外）。

他担心，这种因敬畏而产生的“距离感”和“顺从感”。

可能会让自己在日渐繁巨的国事中，因听不到足够坦诚、声音而做出错误决断。

恢复并重视经筵日讲，在相对宽松、专注学问的环境中与重臣交流。

正是他试图打破这种无形壁垒、重新建立更健康君臣对话渠道的尝试。

此刻请教，姿态放得极低。

孙承宗仔细阅读着奏疏，眉毛时而紧蹙，时而舒展，目光在字里行间反复流连。

殿内一片寂静，只有炭火偶尔的噼啪声和老臣翻阅纸张的沙沙声。

阳光透过窗格，在光洁的金砖上投下规整的光影，缓缓移动。

良久，孙承宗终于放下奏疏，深吸一口气，后退半步，向御座方向郑重躬身：

“陛下垂询，老臣敢不尽言？

此策……依老臣愚见，实有‘三长’，亦有‘三短’。

利弊交织，确需慎之又慎。”

“先生请坐，尽管直言。”朱由校身体微微前倾，做出倾听的姿态。

孙承宗谢恩后，并未就座，依旧站着，显然是要以最郑重的态度陈述己见。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分析：

“先说其‘三长’，此策可取之处。”

“其一，锐意进取之胆魄。

袁崇焕以新任甘肃兵备道，甫一履任，即能放眼青海全局。

敢献此耗时数年、牵涉极广之方略，此等锐气，在边臣中实属难得。

边镇文武，最忌推诿因循，苟安度日。

此策一出，无论最终施行如何，皆可激励西北人心，警示林丹汗及其部众：

大明非但未忘青海，更在积极筹谋新策。

此乃‘先声夺人’之效。”

“其二，切中命脉之眼光。

孙伯雅、袁崇焕皆看出，青海蒙古诸部乃至乌斯藏僧俗。

皆‘不可一日无我中国之茶’。

而我朝握有川、陕茶引之权，此实为其生存命脉所系。

昔年土默特俺答汗不惜屡次叩关求贡，其核心所求，不过‘互市’与‘茶叶’。

此策欲‘以贸易权代刀兵权’，确是一眼看穿了游牧部族与雪域佛国最根本的依赖所在。”

“其三，谋略组合之思路。此策并非空谈‘以茶制之’。

而是设想以茶为根基，辅以分化拉拢、有限出售、军情渗透等多种手段。

较之单纯依赖大军征伐、劳民伤财。

更符合《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之古训。

也更契合陛下‘保存士卒、重炮火而轻接战’的圣意。

此乃思路上的开拓。”

孙承宗的肯定条理清晰，并非敷衍，显示他确实认真思考过此策的亮点。

朱由校频频点头。

“然则，”孙承宗话锋一转，神色变得凝重。

“其‘三短’，亦极为明显，甚至可说是致命之瑕。”

“第一短，在于‘失于空疏’。”他指着奏疏。

“策中虽豪言‘三年可图’，然具体如何分步实施？

何时收紧对某部的茶引？何时又需放宽以作奖赏？

针对林丹汗嫡系、土默特残部、亲格鲁派藏部、乃至可能介入的瓦剌各部。

策略又有何细微差别？

全然语焉不详。此非老成谋国的‘用间’之法，更像是书斋中的‘放言高论’。

老臣昔年督师辽东，深知边事如烹小鲜，火候差之一分，滋味便谬以千里。

空谈‘以茶制之’易，实操‘因部施茶，因时调整’难。此为空疏之弊。”

“第二短，在于‘急于求成’。”孙承宗摇头。

“青海局面，自正德、嘉靖以来，便是蒙古诸部、藏传各派。

地方豪酋盘根错节、相互制衡之地，混乱已逾百年。

如今又掺入西迁的林丹汗、野心未死的土默特残部、意图东进的瓦剌固始汗。

更牵扯漠北喀尔喀、乌斯藏噶举派、乃至更远的西域势力。

妄图以‘三年’之期，‘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青海问题，实属轻佻孟浪。

老臣以为，若能以稳健之策，确保‘五年之内，边茶商路稳固。

十年之内，使青海不为大明边患’，已是不世之功。

欲速则不达，此乃兵家、政家之大忌。”

“第三短，在于‘轻忽国力’。”孙承宗的语气最为严肃。

“策中只轻描淡写提及‘以较小代价’，却全然未计算此举的‘机会成本’。

陛下试想，若真集陕、甘、川乃至朔方部分府县之力，全力投入青海此一方向。

则北疆新附之地的巩固、新边镇的防务、东南海疆的开拓与防御。

还有京畿及各省新政的深化推进，其人力、物力及朝廷的关注精力。

必受极大牵制甚至削弱。

朝廷之力终归有限，陛下励精图治，方有今日局面。

岂能为一条尚未完全掌控、且变数极大的高原商路。

赌上三省协调、牵动国策全局？此非老成谋国之道，近乎行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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