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能留下来就行

天亮了之后，日子还是日子。

如萍不知道那碗炒面糊糊算不算早饭，但她喝完之后，整个人确实不一样了。不是身体上的不一样——身体还是软的，腿还是像踩着棉花，胃里那点热乎气儿撑不了多久。可脑子里有一根一直绷着的弦，忽然松了。

她端着空碗回到伙房，灶台边多了两个人。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圆脸，短发，围裙上全是各种颜色的污渍，正蹲在地上择菜，动作快得像在掐秒表。另一个是十几岁的男孩子，瘦得像根竹竿，穿着一件过大的军装，袖子卷了好几道，正坐在灶台后面的小板凳上烧火。

“新来的？”圆脸女人头也没抬。

“嗯。”

“叫什么？”

“如萍。”

“哪两个字？”

如萍愣了一下。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名字是哪两个字。在家里，大家都叫她如萍，没有人问过是哪两个字，也没有人在乎。她张了张嘴，想说“一如继往的如，萍水相逢的萍”，可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对——她不确定“一如继往”是不是一个成语，也不确定“萍水相逢”用在这里是不是合适。

“行了，不重要。”圆脸女人摆摆手，“洗好的碗放右边筐里，别放错了。左边的筐是还没洗的，右边的筐是洗好的。你要是分不清，就看筐的颜色，黑的洗了，白的没洗。”

如萍低头看了看两只筐。一只是深灰色的，一只是浅灰色的。

都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

她没有问。她把碗放进深灰色的筐里，站在灶台边上，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

“你在这儿杵着干什么？”圆脸女人终于抬头看了她一眼，“梦萍呢？”

“在帐篷里。”

“让她来领药。昨天的盘存她还没交。”

如萍点了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圆脸女人叫住她，从灶台上摸出一个东西丢过来。如萍手忙脚乱地接住，是一个红薯，不大，皮皱巴巴的，上面还沾着泥。“路上吃。别让她看见。”

“谁？”

“你说谁。”

如萍捏着那个红薯，指甲掐进皮里，掐出一道印子。她把红薯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像是怕它跑了似的。

她没有在路上吃。她走回帐篷的路上，遇见了很多人。有的她认识——比如昨晚那个帮她指路的伤兵，正拄着拐杖在帐篷之间慢慢挪，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自己还能走多远。有的她不认识——比如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袖口卷到胳膊肘，手里抱着一摞病历，从她身边匆匆走过，带起一阵风，病历的边角扫过她的手臂，冰凉。

她走进帐篷的时候，梦萍正在给小赵换额头上的毛巾。毛巾已经凉了，梦萍把它浸进床头的盆里，拧干，叠成长条，重新敷在小赵的额头上。动作很轻，像是在整理一件易碎的东西。

“老王让你去领药，”如萍说，“昨天的盘存你还没交。”

梦萍“嗯”了一声，直起腰来。她看了如萍一眼，目光在她的手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

如萍这才发现，自己还攥着那个红薯。她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红薯的表皮被掐破了几处，渗出白色的汁液。

她把手背到身后。

梦萍什么都没说。她拿起桌上的一本簿子，翻了几页，撕下一张纸，叠了叠，塞进口袋里，走出了帐篷。

帐篷里只剩下如萍和小赵。

小赵还在睡。他的呼吸比之前更深了，隔几秒钟才起伏一次，像是整个人沉进了很深很深的水里，怎么叫都叫不醒。如萍看着他，忽然想起老王说过的话——“死不了了”。她当时觉得那句话像一颗石子丢进了湖里，咚的一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可现在坐在小赵床边，听着他的呼吸声，她忽然觉得那颗石子不是丢了就没了，而是沉到了最底下，压在那里，把湖底压出了一个形状。

她把红薯放在桌上，从小木箱里拿出那只搪瓷碗，倒了半碗水，放在床头的凳子上。做完这些，她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她想坐下，又觉得不该坐，好像一坐下就是在偷懒，就好像这个地方不允许任何人闲着，哪怕只有一秒钟，也有无数的事情等着去做。

可她又不知道那些事情是什么。

她站在帐篷中间，像一棵被拔起来的草，根还带着土，可不知道该往哪里栽。

门外有人喊：“梦萍！梦萍在吗？”

如萍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年轻男人站在外面。他穿着和那些伤兵一样的衣服，但身上没有伤，站得很直，腰背挺得像一块铁板。他的脸很年轻，可眼睛里有一种和年龄不匹配的老成，那种老成不是装的，是熬出来的。

“梦萍不在，”如萍说，“她去领药了。”

“你是？”

“她妹妹。”

年轻男人打量了她一眼，目光不冒犯，但很仔细，像是在检查一件东西有没有毛病。他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过来。

“麻烦转交给她。”

如萍接过去。信封上什么都没写，鼓鼓囊囊的，里面不像只有信纸，似乎还装着别的东西。她用手指捏了捏，硬的，方方正正的，像是——

“别捏了，”年轻男人说，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可也不严肃，“不是钱。”

如萍的脸一下子红了。她赶紧把信封收好，低着头说了声“好”，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年轻男人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你脸上的伤，得换药。别光顾着别人，把自己忘了。”

如萍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碰到了那道口子。已经不疼了，结了一层薄薄的痂，摸上去像干了的胶水。她这才想起来，自己脸上有伤。她想起昨晚帐篷里没有镜子，没有人告诉她脸上是什么样子，她就这么顶着一道血口子过了一夜，跑来跑去，连擦都没擦一下。

她站在那里，手指摸着脸上的痂，忽然觉得鼻子又酸了。

不是因为疼。

是因为那个她不认识的男人，说了一句让她想哭的话。

她回到帐篷里，在小赵床边的凳子上坐下了。这次她没有站起来。她坐在那里，把红薯放在腿上，用拇指慢慢刮着表皮上的泥。泥干了，一刮就掉，簌簌地落在她的裤子上，像细碎的雪花。

小赵动了一下。他的眼皮颤了颤，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挣扎着想出来。嘴唇翕动着，发出了一个含混的声音，像是在说什么，又像只是无意识的梦呓。

如萍立刻弯下腰去听。

“……水……”

她端起床头的搪瓷碗，把水含在嘴里，用勺子一点一点地喂给他。老王教过的，伤员刚退烧，不能大口喝水，只能用勺子蘸了水，抹在嘴唇上，等他自己慢慢抿进去。她的动作很慢，每一勺水都只蘸一点点，怕他呛着，怕他噎着，怕自己做错任何一个步骤。

小赵抿了几口水，眼皮又颤了几下，终于慢慢地睁开了。

他看着她。

那双眼睛和昨晚不一样了。昨晚那双眼睛是浑浊的，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隔着一层。现在那双眼睛清亮了一些，虽然还是带着病态的潮红，可焦距是准的，对准了她的脸。

“……你……”他的声音很轻很轻，几乎听不见。

如萍把耳朵凑过去。

“……还在……”

两个字。就两个字。可那两个字像两只手，一左一右，捧住了如萍的心，轻轻地托了一下。

她在。她还在。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不知道她留在这里能做什么，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添乱，不知道老王和梦萍是不是嫌她碍手碍脚。可这个刚从鬼门关爬回来的人，睁开眼睛做的第一件事，是确认她还在。

“我在，”如萍说，声音有点发抖，可她尽量让它听起来很稳，“我在的。”

小赵的嘴角动了一下。那算不上一个笑，只是一个小小的、轻微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弧度。可如萍看见了。

她看见了。

她把被子又往上拉了拉，把小赵露在外面的手轻轻放回被子里。她的手碰到他的手的时候，他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像是要抓住什么，可最终还是没有力气，只是动了动，就松开了。

如萍把被子掖好，坐在凳子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端端正正地坐着，像一个小学生。

帐篷外面，有人在唱歌。不是战歌，不是军号，是一首很老的曲子，调子软绵绵的，像棉花糖化在水里。不知道是谁在唱，不知道唱给谁听，可那个声音从帐篷外面飘进来，软塌塌地落在如萍的耳朵里，让她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情。想起家里的院子，想起母亲晾在绳子上的床单被风吹得鼓起来，想起父亲坐在藤椅上读报，想起梦萍扎着两条辫子从走廊那头跑过来，辫子在身后一甩一甩的。

那些事情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了。又好像就是昨天。

她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轻轻地抖了一下。

然后她抬起头，擦了擦眼睛，把手放下来，重新放在膝盖上，端端正正地坐着。

小赵又睡着了。呼吸平缓，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做一个不怎么愉快的梦。可他的脸色不再像昨夜那么可怕了，至少不是死人脸了。那张脸上有了一点活人的颜色，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够如萍盯着看上好久。

梦萍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纸包。她把纸包放在桌上，看了一眼小赵，又看了一眼如萍，目光在那张端端正正坐着的脸上停了一瞬。

“他醒了？”梦萍问。

“醒了。喝了几口水。”

“说什么了？”

“……没什么。”

梦萍看着如萍，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她没有追问，只是走到桌边，打开那个纸包，从里面拿出几卷绷带，几包药粉，还有一小瓶碘酒。

“过来，”她说，“我帮你把脸上的伤弄一下。”

如萍摸了摸脸上的痂。“不疼了。”

“不疼也得弄。感染了比伤口本身麻烦十倍。”

如萍走过去，坐在梦萍对面。梦萍用棉签蘸了碘酒，一只手捏着如萍的下巴，固定住她的脸，另一只手拿着棉签，轻轻地擦她脸上的那道口子。碘酒碰到伤口的那一瞬间，如萍疼得整个人都缩了一下。

“忍一下，”梦萍说，手上的动作没有停，“就一下。”

如萍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叫出来。疼是真的疼，可那种疼让她觉得踏实。因为这种疼有源头，有形状，有尽头。不像昨天晚上那种疼，说不清是哪里疼，为什么疼，只知道浑身都不对劲。

梦萍的动作很快，消毒，上药，贴上纱布，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贴好之后，她往后退了半步，歪着头看了看如萍的脸，像是在欣赏一件刚刚完成的、勉强及格的作品。

“好了。”她说。

如萍伸手摸了摸脸上的纱布。纱布是凉的，贴在皮肤上，有一种奇怪的舒适感。她不知道这种舒适感是因为纱布本身，还是因为这纱布是梦萍亲手贴上去的。

帐篷外面又有人喊了。这次喊的不是梦萍，是老王的声音，隔着几个帐篷传过来，瓮声瓮气的：“如萍！那个新来的！过来！”

梦萍和如萍对视了一眼。

“叫你呢，”梦萍说，“去吧。”

“去哪？”

“你听着声音走就行。他的声音好认，全世界就他一个人永远在发脾气。”

如萍站起来，走到帐篷门口，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小赵。小赵还在睡，姿势和之前一样，呼吸平稳，眉头微皱。梦萍已经坐到小赵床边去了，正在检查他腿上的绷带，低着头，专注得像在拆一颗炸弹。

如萍掀开帘子，走了出去。

阳光已经铺满了整个院子。不，不是院子，是这片被帐篷和简易房填满的空地。阳光落在帆布顶上，落在晾衣绳上的白床单上，落在地上坑坑洼洼的积水上，到处都是亮的，亮得人眼睛疼。

她循着老王的声音走过去，经过三个帐篷，拐了两个弯，在一间用木板和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房子门口找到了他。他正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把镊子，镊子上夹着一团血淋淋的棉花，整个人像一尊雕塑一样杵在那里，看着台阶上坐着的一个女人。

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不大，三四岁的样子，脸上全是血，正嚎啕大哭。

“你，”老王看见如萍，用镊子朝她一指，“过来。”

如萍走过去。

“把孩子接过去，哄。别让他动，别让他哭。我要给他缝。”

如萍看着那个满头是血的孩子，腿一下子就软了。

她不会。她什么都不会。她连抱孩子都不会，她没抱过孩子，她不知道怎么哄，她不知道这个孩子伤在哪里，她不知道她抱他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他的伤口让他更疼，她什么都不知道。

老王的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

“愣着干什么？让你抱你就抱！”

如萍蹲下来，朝那个孩子伸出手。孩子哭得更厉害了，拼命往他妈妈怀里钻，两只小手抓着他妈妈的衣服，指甲都掐白了。女人抬起头看着如萍，女人的眼睛里全是泪水，可她没有哭，她只是看着如萍，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如萍看着那双眼睛，忽然不抖了。

她把手慢慢收回来，没有强行去抱那个孩子。她跪在台阶前面，和那个孩子平视，然后用一种很轻很慢的声音说：“你看，你看这是什么？”

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个红薯。她把红薯拿出来，在孩子面前晃了晃。

“你看，这个红薯长得好像一只老鼠。你见过老鼠没有？就是那种小小的、灰灰的，尾巴很长的那种。你看这个红薯，这边是头，这边是尾巴，像不像？你摸摸看。”

孩子的哭声小了一点。他透过眼泪，模模糊糊地看着那个红薯。

如萍把红薯递到他面前。他犹豫了一下，伸出沾着血的小手，碰了一下红薯，又缩回去了。

“你再摸摸。没事的，它不咬人。”

孩子又伸出了手，这次握住了红薯。他的哭声变成了抽噎，一声一声的，像打嗝一样。他的小脸上全是血和眼泪的混合物，可他的眼睛已经开始看红薯了，不是看伤口，不是看疼，是看那个长得像老鼠的红薯。

老王没有等。他拿起针线，弯下腰，开始缝。孩子的母亲紧紧按住孩子的肩膀，如萍继续举着那个红薯，嘴里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什么“你看这个红薯的皮好皱，是不是老了”，什么“它好像还在笑呢，你看见没有”，什么“等会儿我们把它烤了吃，好不好”。

每一句话都很蠢。每一句话都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小丑。可每一句话都让那个孩子的哭声小一点，再小一点。

老王缝了七针。缝完的时候，他直起腰来，把针线丢进一个铁盘子里，发出“当”的一声响。

“行了。”他说。

如萍把孩子递回给他妈妈，手还在抖。她站起来的时候，腿软了一下，差点没站稳。她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等那阵发软的感觉过去。

老王看着她。

“你知道你刚才做对了什么吗？”他问。

如萍摇了摇头。

“你什么都没做对，”老王说，“可你没跑。”

他把白大褂下摆撩起来，擦了擦手上的血，然后把搪瓷缸子从门框上拿起来，喝了一口已经凉透了的茶。

“这地方，”他说，“不需要你有多大的本事。能留下来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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