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另一个玛丽
那是某个下午。
天冷下来了,朗博恩的田野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花园里的最后几片枯叶挂在枝头,风一吹就簌簌地落。玛丽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现在班纳特先生已经默许她随时进来了,只要她不弄乱他的书桌,不把他的文件碰得到处都是。他大概觉得,让三女儿在书房里消磨时间,总比让她跟基蒂和莉迪亚一起疯跑要好。
她蹲在最角落的那个书架前。
那是她以前没怎么注意过的一格,在最底层,挨着墙,光线照不进去,得把蜡烛凑近了才能看清书名。书脊都旧得发黑了,有些连书名都磨得看不清,像是很久很久没有人碰过。灰尘很厚,她用手指一抹,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
玛丽一本一本抽出来看。
《论人性》。《政府片论》。《自然宗教对话录》。都是些大部头,作者全是男人,名字长得她记不住。她翻了几页,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不是读不懂,是读不下去。每一个句子都在告诉她,这个世界是男人写的,为男人写的,关于男人的。
然后她的手指碰到一本薄薄的、装订朴素的书。
比别的书都薄,只有一小半的厚度。封面是深棕色的,没有花纹,没有装饰,朴素得像是不配和那些大部头摆在一起。书脊上的字几乎看不清了,只有烫金的痕迹还隐约留着,在烛光下泛着黯淡的光。
她把书抽出来,凑到蜡烛前,眯着眼睛辨认。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为女权辩护》。
玛丽的手指顿住了。
她认得这个名字。
上辈子,她在某篇公众号文章里读到过。那是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作者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十八世纪的英国女人,写这本书的时候——
她翻开扉页,看了一眼出版年份。
1792年。
那是在……很久以前。比她出生的这个时代还要早。比班纳特先生出生还要早。那时候法国大革命刚刚爆发,路易十六还没上断头台,整个欧洲都在动荡,人们在高呼“自由、平等、博爱”,却没有人想起那另一半人口。
一个英国女人,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动荡里,独自坐下來,铺开纸,提起笔,写下了这本书。
玛丽把蜡烛放在地上,盘腿坐下来,翻开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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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脆,翻起来沙沙作响。但字迹清晰,印刷工整,每一个字母都稳稳地站在那里,等着她来读。
“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女性之所以沦为软弱或可怜的生物,其原因在于她们被剥夺了理性教育的机会……”
她的眼睛一行一行扫过去。
“我深信,若忽视对女性的教育,人类的美德将永远无法进步;因为真理必须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
“我盼望女性能摆脱那种只求取悦他人的教育,转而培养自己的理性,成为独立的人……”
“那些声称女性生来就低人一等的论调,不过是强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编造的谎言……”
玛丽读得很快。
不是因为读不懂——恰恰相反,是太读得懂了。每一个字都像认识她,每一个句子都像在替她说话,替那个蹲在父亲书房角落里、被那些法律书读到发抖的九岁女孩说话。
她读到沃斯通克拉夫特反驳卢梭——那位被整个欧洲追捧的哲学家,说女性应该为取悦男性而受教育,说女性天生就该服从,说女性的头脑不适合思考。
“卢梭先生声称,女性生来就该服从男性。但我要问:这种‘生来’,是谁定义的?是自然,还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男人?”
玛丽想起那些书里的话。“女子之理智,本弱于男子。”“女子不宜深究学问。”那些话写在纸上,印成书,摆在书架上,被一代又一代的人读过、信过、传过。没有人问:这是谁说的?凭什么这么说?
有人问了。
一百年前,有人问了。
她读到沃斯通克拉夫特谈论女性的“狡黠”——那种被压迫者被迫发展出来的、用来在夹缝中生存的小聪明。
“他们嘲笑女性狡黠,却忘了这狡黠正是她们被剥夺了所有正当权力之后的唯一武器。不给她们阳光,却责怪她们在阴影里摸索。”
玛丽的手指轻轻摩挲着书页。她想起班纳特太太那些神经质的算计,想起那些母亲们聚在一起时交换的眼神,想起她们如何用尽一切办法把女儿们“推销”出去。那不是狡黠,那是生存。是在没有阳光的地方,学会在阴影里摸索。
她读到沃斯通克拉夫特谈论婚姻——
“我希望看到女性在婚姻中是丈夫的朋友,而不是他的玩物。”
她想起简将来要嫁的人——不管是谁,只要那个人善良、体面,简就会温柔地爱他,温柔地过完一生。但简是“朋友”还是“玩物”?简的财产会归谁?简的孩子归谁?简自己,归谁?
她读到沃斯通克拉夫特谈论未来——
“总有一天,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人类曾有一半被剥夺了发展理性的权利,只因为她们生而为女。”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是多久?
一百年?两百年?
玛丽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
她的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冷——书房里生着壁炉,暖融融的,火苗在炉膛里跳動,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是因为别的东西。是因为她忽然意识到,这个一百年前的女人,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写给她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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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起上辈子读过的那些文章,那些关于“女权主义历史”的科普,那些轻飘飘的、概括性的句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主义先驱,著有《为女权辩护》,1792年出版。她主张女性应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被认为是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之一。”
那时候她读这些,就像读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简介。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知道她写过这么一本书,知道她很重要——仅此而已。那时候的她,二十二岁,手机里装着各种APP,随时可以查到任何想查的东西,随时可以读到任何想读的书。她以为“女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是课本里的知识点,是考卷上的填空题。
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这本书是用这样的愤怒写成的。不知道每一个句子后面都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被嘲讽过、被轻蔑过、被剥夺过的人。不知道那些“历史人物简介”背后,是无数个像她一样的夜晚,是无数根燃尽的蜡烛,是无数次把笔放下又拿起的挣扎。
这个一百年前的女人,和她一样,见过那些嘲讽的目光。听过那些“女性没有理智”的论调。读过那些“女子不宜深究学问”的所谓“真理”。她曾坐在某间书房里,铺开纸,提起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些话写下来。
——在她之后,有无数女人接过她的笔。
——在她之后,有两百年。
——在她之后,有一个叫张玛丽的女孩,在大学的课堂上,用手机划过她的名字,没有多看一秒。
而现在,那个叫张玛丽的女孩,变成了另一个玛丽,坐在另一间书房里,手里捧着同一本书。
烛火跳了一下,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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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把书重新翻开,翻到序言那部分。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到一种深切的悲哀——因为我所辩护的,本应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女性是人,是理性的人。这本不需要论证。”
“但悲哀的是,这个世界需要论证。需要一本又一本的书,一个又一个的声音,一代又一代的呐喊,才能让最朴素的事实被听见。”
“如果这本书能被未来的女性读到,我希望她们知道:你们不是第一个感到愤怒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每多一个人愤怒,每多一个人发声,那个‘总有一天’就会更近一步。”
玛丽读到这里,眼睛忽然湿了。
她抬起手,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然后低头继续看。
“我不知道这本书会被谁读到,会被如何看待。也许有人会嘲笑,有人会无视,有人会愤怒地把它扔进火里。但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那些此刻正在受苦的女性,和那些将来会读到这本书的女性。我想对她们说:你们不孤单。”
你们不孤单。
玛丽把书合上,抱在胸口。
她感觉到那本书的分量——那么轻,又那么重。轻得像一叠纸,重得像一百年的时光压在上面。她感觉到书页透过衣服传来的温度——不是真的温度,是她自己的体温,但她宁愿相信,那是另一个玛丽隔着时间,把手轻轻按在她心口。
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噼啪作响。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雾蒙蒙的一片,看不清田野,看不清树丛,什么都看不清。远处隐约传来基蒂和莉迪亚的嬉闹声,还有班纳特太太嚷嚷着让她们小点声的尖嗓门。
那些声音很远。
这个房间很静。
她坐在地上,抱着那本书,一动不动。
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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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烛燃掉了一大截,烛泪顺着蜡身流下来,在烛台底座积成一滩。
玛丽站起来,腿有点麻。她抱着书,走到书桌前,看着班纳特先生那把空了的椅子。椅背上搭着他随手扔下的外套,桌上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书,旁边是喝了一半的茶,早已凉透。
父亲不知道她去哪儿了。没有人知道她在这儿。
只有她,和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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