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5章 杜勒斯的能量，C连的反击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着，顺利得让王德发有些得意忘形。
不过在三天后的中午，科里的秘书突然出了车祸。
他乘坐的那辆林肯轿车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拐角处被一辆失控的卡车撞进了路边的电话亭，秘书当场断了三根肋骨和左腿胫骨，人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而他那随身公文包里的文件散落一地，被路过的联邦探员以证据名义收走。
同一天晚上，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巴黎的那位犹太裔律师朋友接到了一通匿名电话，电话的内容只有一句话，却让他心中一阵胆寒。
内容很简单——你的两个女儿在布鲁克林读书，对吧？
律师第二天就把手里所有和杜勒斯相关的文件全部送进了银行的保险柜，然后带着老婆坐火车离开了巴黎，去向不明。
消息传回柏林的时候，王德发脸上那副万事不操心的表情终于消失了。
“他妈的，老狐狸。”
王德发把电报递给从隔壁走过来的郑耀先，自己靠在墙上，两只手抱在胸前，大拇指在小臂上来回摩挲，脑子转得飞快。
杜勒斯的反应速度太过迅速，那份文件送进华盛顿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他就已经完成了反制部署，从暗杀到恐吓，从媒体操控到截取证据，一整套组合拳打得又快又狠。
原因很简单。
杜勒斯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背后站着的是福斯特家族，这个在米立坚政坛盘踞了半个世纪的情报世家，根系深扎在华尔街的金融土壤和华盛顿的权力核心之中，从国务院到中央情报系统，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到伦敦的银行董事会，到处都有他们的人。
杜勒斯的祖父沃森·福斯特，是前任国务卿，甲午战争后作为李鸿章的法律顾问参与了《马关条约》的谈判，割台赔款。他的叔叔同样当过国务卿，而他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如今正在国务院担任高级顾问，距离国务卿的位置只差一步之遥。
这样一个家族，怎么可能让一个嫡系子弟被几份文件绊倒。
约翰·杜勒斯在收到弟弟的求援之后，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就完成了全部的危机评估。
随后，家族背后的力量开始全力运转。
首先动起来的是媒体。
《华盛顿邮报》在三天后刊发了一篇长篇通讯，标题十分醒目——《英雄的陨落：海军陆战队第二侦察营C连在欧洲的最后战斗》。
文章里详细描述了C连如何在汉斯南部执行清剿党卫军残余武装的任务，如何在阿尔卑斯山区遭遇了一支规模远超预期的敌方武装，如何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战斗到最后一人。文章引用了大量匿名军官的证词和所谓的战场照片，把C连描绘成了一群为自由而战的美国英雄，他们的牺牲为欧洲的和平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这篇报道像野火一样在米立坚国内蔓延开来，一周之内被超过四十家报纸转载，C连的士兵家属们收到了国防部的慰问信和追加的抚恤金，阿灵顿国家公墓里甚至为他们竖起了一座集体衣冠冢。
舆论的洪流把C连的真相彻底淹没在了英雄叙事之下，任何试图质疑这个故事的人都会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OS总部长的审计报告被上级以国家安全为由无限期搁置。
科里的秘书出了车祸之后，科里本人也变得沉默了许多，那份压在报告底下的文件再也没有被翻出来过。
道格拉斯大法官虽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但他的线人消失了，证据链断裂了，剩下的那些材料不足以支撑任何形式的指控。
与此同时，杜勒斯自己的力量也在欧洲动了起来。
敌工部国际科在汉斯南部的行动队在前两周进展顺利，四个小组清除了杜勒斯十二个暗桩中的八个，剩下四个目标在最后四十八小时内突然人间蒸发，安全屋被清空，联络点被放弃，里面的一切都被烧得干净净。
他们的行动被人察觉，走漏了消息。
不仅如此，第三小组在慕尼黑的一次行动中遭遇了伏击，两名队员受了轻伤，对方使用的武器十分精良，同时具备专业的反侦察战术，绝不是那些普通特工能够拥有的。
这些人就是杜勒斯利用手中的权利，从别本土调来的精锐反情报小组，这些人的身手和经验丝毫不逊于敌工部国际科的精锐。
当王德发接二连三地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他从没想过，杜勒斯居然拥有这么大的能量。最终他把笔一摔，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盯着慕尼黑和维也纳之间那片区域看了许久。
他承认自己低估了对手。
但仗还是要打的，王德发把四个小组全部撤回柏林进行休整，同时开始重新评估杜勒斯在欧洲残余网络的分布情况，第一轮攻势虽然没有全功，但也已经打掉了对方三分之二的眼线，杜勒斯在汉斯的情报获取能力至少降低了六成。
至于华盛顿那边，虽然三条线暂时被封堵了，但王德发知道，有些种子一旦种下去就不可能被完全清除。科里不会忘记那份文件里写了什么，道格拉斯也不会忘记有人威胁过他的朋友，这些仇恨会在暗处慢慢积累，等待下一次爆发的机会。
眼下最重要的那张牌还在手里——维罗纳的两百多个活人。
杜勒斯的媒体攻势越猛烈，那些被宣布死亡的士兵就越愤怒。
维罗纳郊外的战俘营里，看守们故意在食堂留下了一些报纸，美其名曰丰富战俘们生活。
每天早饭时间，只要C连的士兵们走进食堂，就能看到食堂大门旁的架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几份崭新的报纸，《星条旗报》的欧洲版，《纽约时报》国际版，甚至还有《华盛顿邮报》。
原本这些报纸对他们而言确实是好东西，但上面的那些报道却让C连的士兵们出离愤怒。
阿灵顿的衣冠冢，英雄的陨落。所有人都在说他们死了！他们明明都还活着，却被人说已经死了，他们回不去了！
哈里根连续三天没有出营房门，他靠在铁架床的上铺栏杆边，把那几份报纸翻来覆去地看了不下二十遍，某些段落已经被他用指甲划出了深深的痕迹。
他从报纸上看到，他的妻子凯瑟琳收到了一面折叠的国旗和一封信。
而他七岁的儿子汤米已经在学校里被同学们称为英雄的儿子了，邻居们给凯瑟琳送去鲜花和食物，牧师在礼拜天为他祈祷。
一时间，全世界都在纪念一群还活着的死人。
克劳斯中尉在第四天的晚上找到了哈里根，两个人蹲在营房角落里，就着窗户外透进来的月光，把所有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杜勒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愚蠢，将他们的存在人为抹去，把整个骗局做到了天衣无缝。
从法律意义上讲，麦克·哈里根上尉已经死了。
他的银行账户会被冻结，保险金会赔付给凯瑟琳，他的军籍档案会被标注为阵亡，所有能证明他还活着的官方记录都被销毁了。
就算他现在走出这座战俘营，走进米立坚驻欧洲的任何一个军事基地，报出自己的名字和军衔，得到的回答也只会是——对不起先生，这个人已经死了。
一周后的傍晚，一个华夏军官走进了战俘营。
这人四十出头，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大衣，没有佩戴任何军衔标识，只在胸口别了一枚很小的红星徽章，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不冷不热，就那么不紧不慢地穿过操场走到C连的营房门前，敲了敲铁门。
门是克劳斯开的，他看到来人之后愣了一下，转头朝里面喊了一声。
哈里根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瘦了不少，眼窝深陷，原本修剪整齐的军人短发已经长了不少。
那位华夏军官姓许，是远征军驻意大利联络处的人，奉命前来和哈里根上尉谈一些事情。
两个人在营房隔壁一间空置的储藏室里谈了将近三个小时。
储藏室里没有灯，只有从气窗里漏进来的月光和对面营房透过来的微弱灯火，两个人的脸都藏在阴影里，只有说话时嘴唇的开合和偶尔点燃的烟头能被看见。
许姓军官把一切都告诉了哈里根。
C连的真实处境，杜勒斯的全部操作。
然后他提出了邀请。
哈里根没有立刻答应，他需要好好考虑一番。
三天后，郑耀先亲自来了维罗纳。
这一次不是试探，而是正式的面谈。C连全体两百二十一人集合在战俘营的操场上，站得笔直，就像是回到了帕里斯岛新兵训练营的检阅场上，只是身上穿的不再是那套海军陆战队的卡其军装，而是战俘营统一发放的灰布衣裤。
郑耀先站在操场中央的一辆卡车车斗上，身后是两名翻译和一名记录员，他没有拿喇叭，也没有做什么动员讲话。
当看到这些人眼中的怒火时，他知道，这些人已经不需要任何言语上的煽动了。
随后的事情进展得很快。
两百二十一人在第二天签署了协议，协议的内容很简单——他们将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华夏远征军敌工部国际科，作为特别行动分队执行海外任务。作为交换，华夏方面将为他们提供新的身份文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并在条件成熟时协助他们与家人重新取得联系。
协议的最后一页有一条附加条款，是哈里根亲手写上去的，字迹歪歪扭扭，因为写上去的时候他那只握笔的手在剧烈地颤抖。
We want Allen Dules dead.
郑耀先沉默不语，他知道被背叛的滋味，郑重地把协议合上放进了公文包里，朝哈里根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就飞回了柏林。
从这一刻开始，一支由两百二十一名前海军陆战队精锐组成的特别行动队，正式出现在了华夏远征军敌工部国际科的编制序列中。
他们没有番号，没有旗帜，没有任何官方记录。
就像他们的祖国所宣称的那样——这些人已经死去。
很快，哈里根的C连在维罗纳开始了秘密改编。
郑耀先从雪豹特战队和敌工部国际科各抽调了一批教官前往维罗纳，对这两百二十一名前海军陆战队员进行为期三周的适应性训练。训练的内容不是战斗技巧——这些人本身就是精锐中的精锐，单兵素质放在全世界任何一支特种部队里都是顶尖水准——而是华夏方面的通讯密码体系，行动暗号规范，以及最重要的，敌工部国际科的作战理念和指挥流程。
哈里根在训练中表现出了远超预期的配合度，他不仅主动学习华夏教官传授的每一项技能，还把自己在海军陆战队积累的渗透侦察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出来，帮助教官们针对性地设计了一套专门用于对付米立坚情报系统的战术方案。
他熟悉对手的弱点，也熟悉他们的应急措施。
克劳斯中尉依旧是哈里根的副手，负责分队的日常管理和情报分析工作，他原本就是C连的情报军官，对OS在欧洲的运作模式了如指掌，现在反过来用这些知识去拆解自己曾经的体系，上手速度快得连郑耀先都夸了一句好苗子。
三周训练结束之后，C连被重新编为敌工部国际科第七行动队，对外没有任何番号和代号，内部文件中以幽灵指代。
他们的第一个任务目标，就是杜勒斯在欧洲残存的那四个情报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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