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安杰7

十天，是安杰给渣爹安永昌的一根绳子。要么他自己走下来，要么被吊上去。

安杰没有干等。

这十天里，她跟着安立平把安永昌在港台的生意底细摸了一遍。

账面上的东西，安立平的人只能查到大概；但水面之下的事，得靠人去扒。

安立平有个老关系叫阿钦，以前在基隆港做报关，后来替台北几家商行跑腿。此人手里攥着不少“老板的小本子”。安立平只递了几张钞票过去，阿钦便吐了一个关键消息：

安永昌的“永泰隆台北分号”，从民国三十八年冬天起，就通过香港的几家货栈，往山东半岛走一条暗线。走的是“永泰隆”老渠道，从香港运桐油、西药、橡胶鞋底，往青岛、烟台方向的小码头转。那边的收货人，是几个跟新政府有合作关系的商家。

安杰听到“山东半岛”时，手指轻轻蜷了一下。

“你是说，他去了台湾之后，还往大陆做生意？”她问。

安立平点头：“不只做，还做得不小。桐油和西药是紧俏货，两边都缺。他贴着‘大陆爱国逃商’的皮，其实暗地里跟共区有往来。这事如果让台湾那帮人知道——”

“他就完了。”安杰接道。

她明白了。父亲所谓的“爱国逃商”，在台湾那套话术底下，其实是一根两头吃的墙头草。在台湾说自己是“反gong义士”，在大陆那边又通过代理行输运物资，赚新政府的钱。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投机。这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安杰让安立平继续查。她要更实一点的东西。

第五天，阿钦送来一沓票据。有基隆港的出口申报单，有香港货栈的仓单，还有几封往来电报的抄本。安杰仔仔细细看了几遍，锁定了其中两张。

一张是香港“合盛栈”仓单，存的是五十箱西药，收货人写“青岛华泰贸易行转”。另一张是基隆港出口申报单，商品名目“桐油二百桶”，收货地“香港”。申报单上的英文缩写和数字编号，跟安杰从父亲书房里翻出的那张旧存根对得上。

安杰深吸一口气。她没跟安立平说，但心里已经有了八成把握。安永昌从离开青岛那天起，就给自己留了两条命：一条在台湾，挂着“爱国商人”的幌子；一条在暗处，继续跟大陆的旧关系做生意。哪边得势，他就靠哪边。哪边要翻脸，他随时能缩回另一边。

这种人在和平年代或许能左右逢源。可在眼下这个世道，他是在玩火。

而安杰手里，现在捧着一根火柴。

第八天，安永昌的电话来了。

安立平接起，说是台北长途。安杰接过话筒。那头的安永昌声音平静了许多，甚至带着一点疲惫：“小杰，当年的事，我们可以坐下来谈。钱的事，不该伤了我们父女的和气。”

“我们没有和气。”安杰说，“你给多少，直说。”

安永昌沉默了一下：“我带你娘和我自己的积蓄去了台湾，这笔钱后来投进商行。现在算起来，你大哥、你、你欣儿，三个人，每人可以拿八千美金。我让人从香港转给你。这不少了。在台湾，一个军官一年也就几百美金。”

安杰听笑了。她笑得轻，轻得让电话那头的安永昌有些发毛。

“八千美金？”安杰说，“安永昌，你当我是来讨零花钱的？你从青岛带走多少，你心里有数。我娘病得要死，连请大夫的钱都拿不出。我哥为了撑门面，去给人家赔笑脸。你现在拿八千美金打发我，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你从来没把我们当人。”

安永昌的声音冷下来：“你别得寸进尺。”

“我得寸进尺？”安杰的笑意收了，声音像冰碴子，“那好，我给你一样东西。你听好了。”

她翻开本子，照着仓库单上的编号，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基隆港出口，民国三十九年三月十七日，桐油二百桶，货主永泰隆台北分号，香港合盛栈转青岛华泰贸易行。安永昌，你台湾的‘爱国商人’皮子下面，还藏着一条往共区送货的暗线。你猜，我把这张单子往台湾军情局一递，你还能不能在台北中正路住下去？”

电话那头，安永昌的呼吸声骤然消失了一瞬。接着是一声极轻的、像喉咙被掐住的声音。

安杰知道，打中了。

“你……你怎么会……”安永昌的声音变了调，刚才的从容荡然无存。

“我说过，你留给安家的东西不少。”安杰说，“我能翻到你给香港旧部的信，就能翻到你的出口单。我还要告诉你，这张单子，我不光能递到台湾。我还能递到香港总督府的贸易监督处。你与共区走私西药，如果英国人知道了，你香港的商号别想再开下去。”

安永昌彻底不说话了。

安杰静静等着。窗外香港的夜色像一匹沉重的蓝布。远处有船笛鸣了一声，悠长而浑浊。

“你想要多少？”安永昌再开口时，声音沙了。

安杰说：“当年你带走的钱，折成美金，我不多算。一人三万。三个人，九万。这是本。利我还没跟你算，但你欠我娘一条命，那利息就不用钱了。九万，一分不能少。”

安永昌吸了口气：“九万美金，你不如要我的命。”

“你的命，你自己留着。”安杰说，“我只要钱。九万，汇到香港。我拿到钱，所有票据和存根一并封存，不抖给乔某人，不抖给军情局。我们从此两清。”

安永昌没立刻应。电话里是漫长的沉默。安杰能听见他压抑的喘气声，像是要把话筒捏碎。

“小杰，”他忽然笑了一声，笑声里带着阴冷的佩服，“你比你娘厉害。”

“我娘不是不厉害。她只是太信你。”安杰说，“我不信。”

又过了几秒，安永昌说：“我考虑一下。三天后给你答复。”

“一天。”安杰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听不到准话，香港《工商日报》和台湾《中央日报》会同时收到一封投稿。安永昌先生的两面人生，足够热闹一阵。”

安永昌把电话挂了。听筒里传来急促的忙音，像一记记耳光，拍在夜晚的寂静里。

安杰放下话筒，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湿透了。她慢慢靠进沙发里，合上眼睛。

安立平端着一杯白水走过来，放在她面前。他没问结果，只看安杰的脸色，便知道了大半。

“他会给。”安立平低声说。

安杰睁开眼，轻轻“嗯”了一声。

她不是没想过，父亲会不会狗急跳墙，找人来香港收拾她。可安立平说得对，安永昌这个人，最会算账。九万美金买他后半生的体面，不便宜，但在他能承受的范围里。他现在最怕的，是安杰把那张桐油单子捅出去。那一条暗线，牵连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青岛华泰贸易行、香港合盛栈、甚至大陆新政府里的某些采购关系。一旦曝光，他这个“墙头草”会被两边的风同时撕碎。

所以，他只能给。

窗外，月亮从楼群后面升起来。安杰端起水杯，喝了一小口。水是温的，滑过喉咙，像一根细细的绳子，把她从海上的那些噩梦里一点点拉回来。

第二天傍晚，安立平接到了一个香港本地银行的电话。

对方说，有一笔台北汇丰转来的款项，数目为九万美金，收款人：“永泰隆商行转王杰”。手续齐全，可以入账。

安杰听到“九万”时，没有笑，也没有哭。她只是站在窗前，看下面街道上的小贩推着车往码头方向走。天边的云被夕阳烧成一片金红，像母亲病中咳出的血，又像一场大火。

她转身拿起钢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

“第一笔，九万美金。后面还要很多。”

然后她合上本子。她知道，这钱不是终点。这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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