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8章 弹弓

第二章

第二天一早，晨光就把信塞进了邮递员的车铃铛里。邮递员是个年轻人，刚来没几个月，脸圆圆的，笑起来像个小和尚。他接过信，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地址，说：“又是寄到南边去的？”晨光点点头。年轻人把信塞进挎包，和那些报纸、汇款单、别人的信挤在一起，然后踩上车子，铃铛叮铃铃地响着远去了。那身影在巷子里拐了个弯，就不见了。

巷子又安静下来。

晨光站在门口，看着巷子尽头。巷子很窄，两边是灰灰的墙，墙上爬着去年的丝瓜藤，干干的，黄黄的，风一吹就沙沙响，像老人在咳嗽。地上还是那些鞭炮碎屑，红红的，一片一片的，像从谁家娶亲的轿子上洒下来的花瓣，但已经脏了，破了，踩扁了，和泥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鞭炮哪是泥了。

丽媚在灶房里洗碗。水声哗哗的，碗碰着碗，叮叮当当的，像在吵架，又像在聊天。晨光走进去，看见灶台上放着一碗粥，稠稠的，冒着热气。粥旁边是一小碟咸菜，还是昨天的那个坛子里的，还是那个咸咸的味道，还是那个细细的切法。

“吃了去上学。”丽媚说。她没回头，还在洗碗，手泡在水里，红红的，肿肿的，像两根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

晨光端起碗，喝了一口粥。粥很烫，烫得他咧了咧嘴，吸了一口气，又吹了吹，吹得粥面皱起来，像一个小小的湖面起了风。他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很慢，慢到丽媚把碗都洗完了，慢到丽媚把灶台都擦干净了，慢到丽媚把中午要做的菜都切好了，他才喝完。

“妈，我走了。”他背起书包，书包带子太长了，在他屁股上一颠一颠的，像一只跟着他的小狗。

丽媚从灶房里追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馒头，塞进他书包里：“饿了好吃。”晨光想说带了，但没说。他接过馒头，馒头还是热的，热得透过书包的布，烫着他的后背，像一个小小的暖水袋，像一个小小的太阳，像一个小小的东西在那里暖着他，跟着他，陪着他走那条长长的路。

学校在镇上，走路要四十分钟。晨光走得不快不慢，沿着那条土路，经过那片麦地，经过那条小河，经过那个养猪场，经过那棵歪脖子柳树。麦地绿绿的，矮矮的，像一张铺在地上的毯子，但毯子是破的，东一块西一块的，有些地方秃了，露出黄黄的地皮，像癞痢头。小河里的水还是那么少，浅浅的，清清的，能看见河底的石头，石头上有青苔，绿绿的，滑滑的，像长了一层毛。养猪场里的猪在叫，嗷嗷的，一声接一声，像在喊饿，像在喊冷，像在喊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名字。

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晨光从后门溜进去，坐在最后一排。老师在黑板上写数学题，粉笔吱吱地响，响得像有人在抓玻璃，像有人在磨刀，像什么东西在一点点地碎掉。晨光看着黑板，看着那些数字，数字在动，在跳，在变形，像一群不安分的虫子，在黑板上面爬来爬去，爬到他眼睛里，爬到他脑子里，爬得老处都是，但就是不肯排好队，不肯老老实实地变成一个答案。

“陈晨光。”老师叫他。

他站起来。

“这道题怎么做？”

他看了看黑板。黑板上写着：甲地到乙地的距离是120公里，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每小时行60公里，问几小时能到达？

“两小时。”他说。

“怎么算的？”

“120除以60等于2。”

“对。”老师点点头，“坐下。”

他坐下了。但他脑子里还在想那道题。甲地到乙地，120公里，开两小时就到了。那南方呢？从村里到南方有多远？那个人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还要转汽车，还要走很远的路，才到那个叫做部队的地方。120公里的好多好多倍，多到他算不出来，多到他不想算，多到他觉得那道题很难，很难很难，比黑板上的任何一道题都难。

下课了，同学们都跑到操场上去了。晨光没去。他趴在桌子上，看着窗外。窗外是一棵梧桐树，叶子还没长出来，光秃秃的枝丫伸着，像一个人把手举起来，想问什么问题，但老师没叫他，就一直举着，举了一整天，举了一整夜，举了一个冬天，举到现在，还在举着。

“晨光。”有人叫他。

他转过头，是张豪，他同桌。张豪手里拿着一个弹弓，皮筋是红色的，很新，很亮，像两根红红的舌头伸出来。

“你看我爸给我做的。”张豪得意地说，拉了一下皮筋，啪的一声，弹了回去。

“好看。”晨光说。

“你爸呢？你爸给你做过什么？”

晨光没说话。他看着那个弹弓，看着那两根红红的皮筋，看着那个被皮筋勒得紧紧的丫字形树枝。他想起什么了，想起来很多年前，那个人也给他做过一个弹弓，用的是枣树的枝丫，皮筋是旧自行车内胎剪的，黑黑的，软软的，拉起来没有这么响，打出去的石头也没有这么远，但他玩了一个夏天，玩到皮筋断了，玩到树枝裂了，玩到那个人走了。

“我爸在南边。”他说。

“南边哪里？”

“很远的地方。”

“干什么？”

“当兵。”

“哦。”张豪把弹弓收起来，“当兵很厉害的。”

晨光没说话。他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那棵树还在举着手，还在等着被叫到，还在等着那个问题被回答。他忽然觉得，那棵树不是在问问题，是在举手回答，是在回答一个谁都没有问过的问题，一个关于等的问题，一个关于等多久的问题，一个关于等了这么久还值不值得等的问题。

中午在学校吃饭。晨光拿出那个馒头，馒头已经凉了，硬了，像一块石头，像一块砖头，像一个不能吃的东西。但他还是吃了，一口一口地咬，咬得腮帮子酸，咬得牙齿疼，咬得馒头屑掉了一桌子。他把馒头屑捡起来，放在手心里，小小的，白白的，像雪，像盐，像很小很小的东西，小到风一吹就没了，小到手一松就掉了，小到放进口里就化了，什么味道都没有，就是干干的，粉粉的，像在吃土，像在吃沙子，像在吃一个不应该吃的东西。

下午的课是语文。语文老师姓王，是个女的，头发长长的，说话声音细细的，像风吹过麦田，沙沙的，软软的，听了想睡觉。她今天讲的是《背影》，朱自清的。她念道：“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

晨光听着，听着，眼睛就湿了。

王老师继续念：“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晨光的泪也流下来了。他赶紧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怕张豪看见，怕王老师看见，怕别人看见。但他擦不掉，擦不干净，擦了又有，擦了又有，像泉眼一样，像水龙头一样，像什么东西堵不住了，关不上了，停不下来了。

王老师念完了，抬起头，看见晨光低着头，问：“陈晨光，你怎么了？”

他站起来，想说没事，但嘴巴张了张，说不出话来。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像那个问号卡在喉咙里了，一半在嘴里，一半在肚子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王老师走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不烫。

他摇摇头，坐下了。

王老师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她继续讲课文，讲朱自清的父亲，讲那个爬过月台的背影，讲那个卖橘子的背影，讲那个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的背影，讲那个再也见不到的背影。

晨光没听了。他趴在桌子上，把脸埋在胳膊里。他脑子里全是那个背影，但不是朱自清父亲的背影，是那个人的背影，是那个穿着军装、背着大包、走到村口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转过去就再也没回头的背影。那个背影他记了很久，记到现在，记到那件军装的颜色都快褪了，记到那个人的脸都快模糊了，记到只剩一个轮廓了，一个形状了，一个走路的姿势了，一个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路尽头的点了。

放学的时候，王老师叫住他。

“晨光，”她说，“你是不是想爸爸了？”

他没说话，点了点头。

王老师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她的眼睛很黑，很亮，像两颗黑枣子，像两颗黑黑的亮亮的果子，长在那个瘦瘦的、白白的脸上。她伸手理了理晨光的头发，说：“你爸爸是军人，军人是不能随便回家的。他在保护国家，保护我们。你应该为他骄傲。”

晨光点点头。

“你回去给你爸爸写信吧，告诉他你很好，告诉他你想他，他会看到的。”

晨光又点点头。

他走出校门，沿着那条土路往回走。太阳快落山了，红红的，大大的，挂在西边的天上，像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像一个大大的火球，像一个什么东西快要掉下来了，快要落到山后面去了，快要不见了。麦地被照得红红的，小河被照得红红的，那个养猪场被照得红红的，连那棵歪脖子柳树也被照得红红的，像全世界都被涂上了一层红红的颜色，像全世界都在燃烧，都在发光，都在变成一个红红的大大的东西，在等着什么，在等着天黑，在等着月亮出来，在等着明天，在等着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回来。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丽媚在院子里收衣服，一件一件地从绳子上取下来，叠好，放在篮子里。晨光看见那件军大衣还在绳子上挂着，还在那里挂着，从冬天挂到春天，从过年前挂到元宵后，从那个人走的那天挂到现在，一直在那里挂着，像一个人站在那里，像那个人站在那里，像那个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站在那里，站在那里看枣树，看月亮，看晨光，看丽媚，看着这个院子，看着这个家，看着这个他一直想回来但一直回不来的地方。

“妈，我回来了。”晨光说。

丽媚回过头，看了他一眼，说：“饭快好了，去洗手。”

晨光走进灶房，舀了一瓢水，倒在盆里，把手伸进去。水很凉，凉得他哆嗦了一下，凉得像冬天的井水，凉得像冰，凉得像什么东西咬了他的手。他搓了搓，搓得手红了，搓得手热了，搓得手上的泥搓掉了，搓得指甲缝里的粉笔灰搓掉了，搓得什么痕迹都没了，像一双新的手，像一双没写过字的手，像一双没握过笔的手，像一双没做过任何事的手。

吃完饭，晨光坐在枣树底下写作业。月亮又出来了，比昨天瘦了一点，缺了一小边，像一个被人咬了一口的饼，像一个不完整的圆，像一个什么东西少了一点点，少了一点点就不一样了，就不是那个东西了，就不是那个圆了，就不是那个满月了，就是一个缺了角的月亮，一个正在瘦下去的月亮，一个在一点点消失的月亮。

他写着写着，停下来了。他看着那棵枣树，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枝丫，看着那些伸向天空的、干干的、硬硬的、像骨头一样的枝丫。他忽然想起那个问题：“枣树结果了吗？”还没有，还没结果，还没发芽，连叶子都没有，连花苞都没有，连春天的意识都没有。但它还在那里，还站在那里，还在等着，等着春天来，等着暖风吹，等着雨水落下来，等着泥土变软，等着根须苏醒，等着汁液流动，等着那些小小的嫩嫩的东西从枝头钻出来，一点点地长大，一点点地变绿，一点点地变成叶子，变成花，变成小小的青枣，变成大大的红枣，变成那个问题里的答案。

“枣树结果了吗？”

还没有。

但快了。

晨光低下头，继续写作业。他写得很慢，很认真，一笔一划地写，把每个字都写得很端正，很工整，像一个个小小的士兵站在那里，排着队，等着被检阅，等着被那个人看到，等着那个人在信里说：字写得好多了，进步很大，继续努力。

写完了，他把本子收好，站起来，看着那件军大衣。大衣还在绳子上挂着，被风吹得晃来晃去，像一个在跳舞的人，像一个在走路的人，像一个在找什么东西的人。晨光走过去，伸手摸了摸，布料粗粗的，硬硬的，凉凉的，像摸到了一块铁，像摸到了一堵墙，像摸到了一个很远的、摸不到的东西。他把脸贴上去，闻到一股味道，一股很久没洗的味道，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一股那个人的味道，一股说不出来的、就是那个人的味道。

“爸，”他小声说，“我写了信了。你收到了吗？”

风来了，枣树的枝丫晃了晃，沙沙的，像在说什么。

他没听清。

但他知道，有人在听。

夜深了，丽媚从屋里出来，看见晨光还站在枣树底下，大衣蒙着他的脸，像一个小小的、穿着大人衣服的孩子，像一个小小的、躲在爸爸大衣里的孩子，像一个小小的、假装爸爸还在身边的孩子。

“晨光，”她说，“进屋吧，外面凉。”

晨光把大衣从脸上拿开，看着丽媚。月光照在她脸上，照得她的脸黄黄的，瘦瘦的，像一张旧照片，像一个褪了色的东西，像一个快要被时间磨没了的东西。

“妈，”他说，“你说春天来了，枣树真的会结果吗？”

丽媚走过来，站在他身边，也看着那棵枣树。风吹着她的头发，白头发多了，黑头发少了，像冬天和春天在打架，像白天和黑夜在打架，像等和不等在打架。

“会的。”她说。

“你保证？”

丽媚没说话。她伸手揽着晨光的肩膀，把他往屋里带。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过头，看了一眼那件还在绳子上挂着的大衣，看了一眼那棵还在那里站着的枣树，看了一眼那个还在天上挂着的月亮，然后关上了门。

屋里亮了灯，黄黄的，暖暖的，像一个茧，像一个窝，像一个把外面所有的黑都关在了门外面的壳。晨光躺在床上，枕着那七封信，枕着那些“一切都好”，枕着那些“别挂念”，枕着那个人的字，那个人的话，那个人的声音，那个人的气息。枕头很高，高得他的头歪着，歪着歪着就歪进了梦里，歪进了一个有很多很多信、很多很多枣树、很多很多月亮的梦里，歪进了一个那个人回来了的梦里，歪进了一个枣树结满了红枣、红枣掉了一地、那个人蹲在地上捡红枣的梦里。

梦里，那个人抬起头，看着他，笑了。

那个笑他记了很久，记到现在，记到梦醒了还在记，记到天亮了还在记，记到那个笑变成了一种东西，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一种放在心里、放在枕头底下、放在枣树底下、放在月亮底下的东西，一种等了好久好久还在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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