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8章 血旗昭南

1932年6月28日，清晨5时15分，广州。

黎明刚撕开一线鱼肚白，珠江水汽裹着薄雾，漫过全城的屋脊。

全城七十八座钟楼，在死寂的晨光里同时撞响。

“咚——”

“咚——”

“咚——”

钟声沉重、钝哑，一下下砸穿晨雾，砸在四百万广州人的心上。

整整四十五响。

一响，抵一年。

为1887年法国彻底吞并越南。

为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压迫的四十五年。

为南洋华人被屠戮、被奴役、被视作猪狗的四十五年。

粤军总司令部，地下广播室。

一缕晨光从气窗漏进来，落在陈树坤笔挺的军装上。

他十七岁，脸颊还带着少年棱角，眼底却淬着冰与火。

麦克风前，摆着三样染过血泪的证物：

一截沾着黑褐血渍的皮鞭——河内种植园，抽过华人苦力的刑具；

一支褪色的梅花银发簪——万人坑孩童骸骨掌心，死死攥着的遗物；

一册法文档案复印件——1892年，老街华人商会十二人被绞杀的官方记录。

仪表盘红灯次第亮起，技术人员的声音发颤：

“全国电台强制切入。”

“南洋频率接通。”

“倒计时十秒。”

陈树坤闭眼，深吸一口气。

三天前，红河岸边，三十万将士跪在万人坑前，白骨露于泥土，哭声压碎晨光。

那个十八岁小兵磕破额头，嘶吼着“我来晚了”。

徐国栋抓起一把混着骨灰的土，只说一句：

“记住这些骨头。然后，让他们还债。”

这篇演讲，早已刻在血里。

不必草稿，只需嘶吼。

“倒计时，三、二、一——”

红灯跳绿。

陈树坤睁眼，目光刺破晨光，对准麦克风。

全国四万万同胞，南洋两千万侨胞，所有能听见我声音的中国人——

刚才那四十五响钟，你们听见了吗？

那是丧钟。

为过去四十五年，死在南洋的每一个中国人敲的丧钟。

但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哭丧的。

我是来宣告——

丧钟，敲完了。

现在，该敲战鼓了。

我叫陈树坤，今年十七岁，华南行政公署总司令。

很多人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不懂国际法，不懂权衡利弊。

我说，对。我不懂。

我不懂，中国人被杀，还要跟杀人犯讲道理。

我不懂，国土被占，还要签“永久租借”的条约。

我不懂，租界挂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只能忍、只能让、只能赔笑。

我不懂的事太多。

但我只懂一件事——

四十五年，够了。

1887年，法国人竖起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旗帜，越南彻底沦为殖民地。

此后四十五年，南洋成了华人的坟场。

橡胶林下埋白骨，湄公河里漂尸骸。

我们忍了四十五年，跪了四十五年，闭着眼睛假装看不见。

今天，我睁开眼了。

我十七岁，不认大道理，只认两个字：

血债。

三天前，我的部队打进河内。

在总督府旁，挖出了法国人所谓的“叛乱者墓地”。

我们叫它：万人坑。

长二十米，宽十米，深五米。

从1887年挖到1932年，四十五年，从未填满。

坑底是1887年的朽骨，坑口是上个月的新尸。

我亲手扒开泥土，摸到那支梅花银簪。

簪头缠着几缕黑发，属于一个七八岁的女孩。

她被铁丝捆住手脚，嘴巴塞满泥巴，活活埋入地下。

临死前，她拔下发簪，攥在手心——那是她留在人间最后的念想。

我看见一位裹小脚的老妇，身着福建寿衣。

胸口烙着一个法文单词：

CHIEN  ——  狗。

法国人把她当狗，烙字、虐杀、抛尸坑中。

我看见一家五口，父母护着三个孩子。

一根铁丝穿住所有人的手腕，捆成一团，活埋。

挖出来时，他们依旧保持着拥抱的姿势。

泥土灌进胸膛，谁也护不住谁。

坑边木牌，法文冰冷：

叛乱者墓地，1887-1932。

叛乱者？

不想做狗的人，是叛乱者？

不想被活埋的人，是叛乱者？

不想看着孩子惨死的人，是叛乱者？

如果是——

那我今天，对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宣告：

我们，就是叛乱者！

叛的是洋人定的吃人规矩！

乱的是列强立的吸血秩序！

不服？

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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