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9章 诚信为本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顶着“内地首个民营文娱资本”头衔的男人，并非白手起家的莽撞创业者，他的发家史，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和惊险。
去年，他顶着“个体户搞文化”的争议，砸五百万创办“桃源文化娱乐公司”时，圈内人都觉得他疯了。
八十年代的内地，文娱产业还被国营单位垄断，电影拍摄要经过层层审批，从剧本立项到拍摄许可，再到发行放映，每一步都要跟主管部门打交道，光审批流程就得走大半年。
发行渠道更是被国家电影公司牢牢把控，民营公司拍的电影，根本没机会进入主流影院，只能在一些县城的露天影院或者厂矿的俱乐部放映。
有人劝他：“南哥，钱放银行里吃利息不好吗？”
搞文化风险太大，弄不好血本无归！”
还有人嘲笑他：“个体户也想拍电影？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李向南却铁了心要做这件事。
他厌倦了外贸生意里的尔虞我诈，也看透了港片垄断市场的现状。
那些港片，不是打打杀杀的黑帮片，就是卿卿我我的爱情片，很少有反映内地现实、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作品。
他想拍一部真正属于内地观众的电影，拍那些在黄土地上挣扎、奋斗、坚守的普通人，拍他们的喜怒哀乐，拍他们的梦想和希望。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选的导演——张大毛。
这个在冀东某县电影站拍了五年科教片的汉子，最拿得出手的作品是《科学养猪三百问》《果树修剪实用技巧》，连 35毫米胶片都没摸过几次，手里的摄影机还是六十年代的老古董，拍出来的画面偶尔还会漏光、抖动。
当时，不少国营制片厂的资深导演都主动找上门，想跟桃源合作，可李向南却偏偏选中了名不见经传的张大毛。
没人知道，李向南是在省艺术学院的毕业展上看到张大毛的短片《田埂上的风》后，才下定决心的。
那部短片没有配乐，没有复杂的镜头语言，甚至有些镜头因为张大毛紧张，手抖得有些晃动，可它却有着最动人的力量。
短片拍的是农村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秋收场景。
金黄的稻田里，老农民捧着饱满的稻穗，皱纹深刻的脸上，笑容像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眼角的皱纹里都嵌着笑意，手指轻轻摩挲着稻粒，像是摸着自家孩子的脸。
年轻的媳妇抱着刚收的玉米，笑得露出两排白牙，眼角的泪痣随着笑容轻轻晃动，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半大的孩子在稻田里奔跑、打闹，手里拿着刚摘的野果，笑声清脆，回荡在田埂上。
李向南记得，当时他站在短片前，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家，想起了小时候跟着父母种地的场景，想起了改革开放后，老家的乡亲们脸上露出的那种久违的、踏实的笑容。
他当场就拍板：“就你了，我给你钱，给你资源，你想拍啥就拍啥，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当时的张大毛，手里攥着个磨破的帆布包，包带缝了又缝，针脚歪歪扭扭，里面装着《高粱》的初稿剧本。
那本剧本，纸页已经泛黄，上面画满了修改的痕迹。
有的地方用钢笔改，字迹工整有力。
有的地方用铅笔涂，线条潦草。
边缘都被翻得起了毛，甚至有些地方还沾着泥土的痕迹。
张大毛忐忑地看着李向南，声音带着几分不确定：“李总，我没拍过故事片，怕搞砸了，浪费你的钱。”
李向南拉着他去了北影厂的仓库。
推开沉重的铁门，“吱呀”一声划破寂静，像是沉睡了多年的巨兽被唤醒。
仓库里堆着小山似的胶片盒，有的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有的标签已经泛黄、脱落，看不清上面的字迹。
阳光从仓库顶部的小窗户斜射进来，灰尘在光束中飞舞，呛得人直咳嗽。
李向南拍着张大毛的肩膀，声音很沉，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这些都是你的，我已经跟制片厂谈好了，你要多少胶片，要什么设备，尽管提，费用我来出。”
我知道你想拍庄稼人的故事，我给你这个机会，让你把心里的东西都拍出来。
就算砸了，钱我认，责任我担。”
张大毛看着眼前的胶片盒，看着李向南真诚的眼神，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他在县电影站待了五年，每天拍的都是科教片，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故事想讲，可没人给他机会，没人愿意投资给他拍一部真正的故事片。
李向南的出现，就像一道光，照亮了他的电影梦想。
他紧紧攥着拳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拍出一部好电影，不辜负李向南的信任和支持。
“李总，文化部的刘司长来了，在贵宾厅等您。”
秘书小张推门进来时，手里的搪瓷杯还冒着热气，白色的雾气袅袅升起，在冰冷的空气里很快散开。
搪瓷杯壁上印着“劳动模范”的红字，是去年外贸系统评先进时发的奖品，杯沿还沾着点茶渍，像是刚喝过不久。
小张头发梳得整齐，扎成一个利落的马尾，额前的碎发被雪水打湿，贴在光洁的皮肤上，显得格外清爽。
她脸上带着几分抑制不住的兴奋，语气急促却清晰：“刘司长刚才在大厅里看了半场《高粱》，一个劲地夸呢，说比那些样板戏鲜活多了，有股子人间烟火气！”
还说杏花这个角色立住了，像极了他老家的堂妹，敢闯敢拼，不服输！”
李向南闻言，眼睛亮了亮。
刘司长是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司长，为人正直，眼光独到，在文化系统里威望很高。
能得到他的认可，对《高粱》来说，是莫大的肯定，也能为桃源文化争取到更多的政策支持。
李向南整理了下深灰色中山装的领口，衣襟上还沾着点陕北的黄土。
昨天他刚从《高粱》的外景地赶回来，为了赶火车，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那是陕北的黄土地特有的红胶泥，黏性大，沾在衣服上很难洗掉，洗了好几次都没洗干净。
可李向南却舍不得扔这件中山装，觉得这上面的黄土，是《高粱》拍摄过程中最珍贵的纪念，是黄土地赋予这部电影的灵气和力量。
他跟着小张走到走廊。
走廊里铺着红色的地毯，有些地方已经磨损，露出里面的麻线。
墙壁上挂着几张老电影的海报，都是《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这类经典影片，海报已经有些泛黄，边角也卷了起来。
贵宾厅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爽朗的笑声，正是刘司长的声音：“这电影拍得有股子野劲！”
杏花带领村民种高粱那段，锄头挥得带风，眼里有光，这才是咱们农民的样子！
不是那种装出来的苦大仇深，是真真切切想过日子、想致富的劲头！”
李向南轻轻推开门。
贵宾厅里布置得很简洁，一张长方形的红木桌子，周围摆着几把真皮沙发，沙发有些陈旧，扶手上能看到磨损的痕迹。
墙角放着一个暖气片，热水在里面循环流动，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让整个房间暖烘烘的。
刘司长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份《高粱》的分镜脚本，脚本上画满了红笔批注。
有的地方圈出来写着“此处可加特写，突出杏花的眼神，坚定、有力量”。
有的地方划着横线写着“情感真挚，接地气，容易引起观众共鸣”。
还有的地方打了个五角星，旁边写着“经典镜头，感染力强”。
他穿着件藏青色中山装，熨得平平整整，没有一丝褶皱，胸前别着支英雄钢笔，笔帽锃亮，反射着灯光。
见李向南进来，刘司长立刻站起身，快步走上前，伸出手，用力握住了李向南的手。
刘司长的手掌宽大、厚实，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衣料传过来，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李总，你们桃源算是开了个好头！”
李向南笑着回应：“刘司长过奖了，我们只是想拍一部观众喜欢的电影。”
“不只是观众喜欢，”刘司长松开手，示意李向南坐下，自己也回到沙发上，语气诚恳，“现在上面正想搞文化改革，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文化产业，打破国营单位的垄断。”
你们这部《高粱》，拍得好，拍得及时，不仅是一部好电影，更是文化改革的一个成功案例。
你们要是能再出几部好作品，以后政策上少不了支持，说不定还能争取到独立发行权！
到时候，你们就能自己掌控排片，不用再看国家电影公司的脸色了。”
李向南心里一动。
独立发行权，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现在桃源的电影，发行都要通过国家电影公司，分账比例低，排片也受限制。
要是能拿到独立发行权，桃源就能自主决定电影的发行渠道和排片场次，就能让更多观众看到他们的电影。
他笑着递过一支“牡丹”烟，指尖的瑞士表在灯光下闪了下。
这是他早年跑曼谷时，一个帮过他的泰国华侨送的。
那位华侨是做钟表生意的，知道李向南喜欢手表，就送了他这一块。
表盘上刻着细小的华文“诚信为本”，这四个字，也是李向南做生意、办公司的信条。
在八十年代的内地，瑞士表算得上稀罕物，李向南平时舍不得戴，只有重要场合才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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