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星
火车在苏黎世中央车站停下时，是第二天清晨六点。
空气冷冽而干净。
裴珩一手提着行李箱，一手扶着云里下车。
她在下车时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然后睁开看向他，笑着说：“这里的空气是甜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黑发被站台上的风吹乱了，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
裴珩伸手帮她把碎发别到耳后。
“走吧，还要转车。”
从苏黎世换乘窄轨火车，穿过绵延的丘陵和松林。
车窗外的风景渐渐从城镇变成了田野，从田野变成了松林，松林越来越密，树干笔直地指向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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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院坐落在半山腰，是一栋白墙灰顶的瑞士木屋式建筑。
背靠雪峰，面朝峡谷，从正门走进去的时候能看到远处终年积雪的山巅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白光。
安静得只能听见风穿过松针的声音和远处牛铃的叮当声。
云里站在疗养院房间的窗前。
房间不大但干净整洁，木地板擦得发亮，映着窗外雪山的倒影。
窗台上放着一盆不知名的小白花，花瓣只有指甲盖大小，五瓣，花蕊是淡黄色的。
落地窗外是阿尔卑斯山壮阔的雪景——灰褐色的岩体、翠绿的高山草甸、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
她说：“这里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像不在人间。”
裴珩在她身后整理行李——把她的画具放在靠窗的桌上，把他的卷宗堆在另一张桌子上。
云里住进疗养院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全面检查。
这家疗养院隶属于苏黎世大学附属医院，是欧洲肝病康复领域的权威机构。
院长是一位瑞士籍肝病专家，在肝纤维化逆转研究方面发表过大量论文。
林颖恩提供的渠道才能拿到了这里的入院名额——这家疗养院通常需要排队三到六个月。
云里的检查持续了整整一周。
一周后，所有检查结果出来了。
院长约裴珩单独谈话。
那是疗养院二楼一间面向雪山的办公室。
院长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厚厚一叠化验单和影像学报告，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部翻过一遍。
“克莱尔女士的肝功能已经严重衰竭。影像学显示肝脏体积缩小，表面呈结节状改变——这是肝硬化的典型表现。同时伴有门静脉高压、脾功能亢进和凝血功能障碍。长期药物暴露和多年营养不良是主要的致病因素，但目前已经发展到了无法逆转的阶段。另外，我们在她的血液检查中发现了异常的血细胞形态——红细胞的体积和形状不规则，白细胞计数偏低，血小板严重减少。这提示骨髓造血功能可能也受到了影响。我们需要做骨髓穿刺来排除再生障碍性贫血或其他血液系统病变的可能性。”
“以目前的医疗水平，我们无法倒拨时钟。无法让她已经硬化的肝脏重新变软，无法让她已经萎缩的器官重新饱满起来。但我们可以让沙漏里的沙子流得慢一些。通过综合干预——营养支持、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管理——尽量延缓疾病的进展，控制并发症，提高生命最后阶段的质量。”
裴珩坐在院长对面。
窗外是阿尔卑斯雪景——阳光照在雪峰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
他听着院长的话，表情近乎冷静。
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雪峰在阳光下纹丝不动。
然后他开口：“还有多长时间？”
院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统计数据，翻了翻，然后合上。
“如果配合治疗，生活规律，保持情绪稳定——六到十二个月。如果出现并发症——急性感染、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可能会更短。如果有幸她能坚持下来，争取到一两年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必须是极好的运气和极严格的自我管理。不能劳累，不能感染，不能情绪波动，不能中断治疗。每一天都是在倒计时。”
六到十二个月。
裴珩在心里把这个数字翻来覆去地默念了几遍。
不到一年——还不够院子里的银杏树长高一寸，还不够他们攒够所有应该一起过的春夏秋冬。
“我们还没有和病人详细谈。诊断结论会先告知家属，您可以决定何时告诉她、告诉她多少。”
裴珩说：“我来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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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里正靠在床头翻一本画册。那是疗养院图书室里的旧画册。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落在她淡蓝色的病号服上，她外面披着裴珩的深灰色开衫。
她听见门响，抬头看他的脸。
“医生怎么说？”
裴珩在她床边坐下。
他没有马上回答。
他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她的手还是那么凉，即使在瑞士的阳光里也暖不过来。
“需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慢慢调养。疗养院有专门的康复方案——营养支持、药物治疗、适度活动。院长说有希望控制住。”
云里听完没有马上说话。
她转过头看着窗外。
有一只鸟停在松枝上，灰褐色的羽毛，歪着头往窗里看了一眼，然后飞走了。
然后她笑了。
她反握住他的手，手指穿过他的指缝，轻轻扣住。
“好。那就住一段时间。反正这里的空气比巴黎好，窗户外面就是雪山，比蒙马特那面能看到圣心教堂的窗户也不差。而且这里没有画廊主催稿，我可以偷懒了。”
她把头靠在他肩上，两个人一起看着窗外阿尔卑斯山的雪。
她没有拆穿他。
这是他们之间一种沉默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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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院的日子过得很慢。
不是无聊的慢，是那种所有时间都被拉长了的慢。
裴珩只在晚上云里睡着后处理一些邮件和案头工作，其余时间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边。
早上推她去花园散步——她体力好的时候自己走，挽着他的手臂，体力差的时候他推着轮椅。
花园里种着瑞士特有的高山花卉，龙胆花和雪绒花在夏天开得正好。
紫色的龙胆花像一群倒扣的小铃铛，她说很适合做颜料的参照色——比钴蓝多一点红，比群青少一点灰。
她用手指虚空地比划着调色的比例，他推着轮椅听。
中午陪她吃饭——疗养院的餐食是营养师配的，低盐低脂高蛋白，味道寡淡，白水煮的鸡胸肉配蒸蔬菜，盐只放了一点点。
她吃不惯，吃了两口就放下叉子，说想念巴黎那家广东人开的中餐馆。
他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就去山下的中餐馆借用厨房做了粥和蒸蛋，装在保温盒里带上来，还顺便买了小瓶的酱油。
下午她在阳光房里画画，他就在旁边看卷宗。
阳光房三面都是玻璃，正对着雪山，光线极好。
她架起画架，他搬一把椅子坐在她旁边。
她画画，他看文件。
偶尔她调不出想要的颜色，会放下画笔盯着调色盘皱眉。
他会放下卷宗问她需要什么颜色。
一开始总是挤错——把钴蓝当成群青，把赭石当成熟褐，把柠檬黄当成镉黄。
她笑着纠正他，把颜料管翻过来给他看背面的色号，“这个是PB28，那个是PB29，中间差了一个数字，但颜色完全不一样。记住了吗？”
晚上她睡不着，他就陪她在走廊里慢慢走。
走廊大约五十米长，两端各有一扇窗户，一面朝雪山，一面朝松林。
她穿着拖鞋走得很慢，他就放慢脚步配合她。
从这头走到那头，再走回来。
墙上挂着瑞士风景画——马特洪峰的日出、日内瓦湖的游船、卢塞恩的廊桥。
有时候她走累了，就靠在墙上休息一下，看着窗外雪山上的星空。
他在旁边站着，陪她看星星。
他们不说话，只是安静地站在走廊的窗前。
远处雪峰在月光下泛着银灰色的光，星星比巴黎多出几十倍，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夜空。
有一次她指着窗外，手指按在玻璃上，留下一个小小的指纹印。
“你说最亮的那颗，是不是和咱们家里院子里看到的是同一颗。”
裴珩顺着她的手指看出去。
那颗最亮的星挂在雪峰上方，一闪一闪的，他说：“嗯。它跟着我们来的。”
他很少说这种带点浪漫色彩的话，云里偏头看了他一眼，看到他的耳朵微微红了。
她笑了，把头靠在他手臂上继续看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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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下午，阳光特别好。
云里正画一幅雪山风景——她最近在画阿尔卑斯山的四季，这是夏景。
窗外的雪山在盛夏时节雪线退到了山顶，露出灰褐色的岩体和翠绿的高山草甸，山脚下有牛群在吃草。
她画得很细致，雪线上每一道岩石的纹理都勾了出来。
然后她忽然停下来，把蘸了颜料的画笔塞进裴珩手里。
“你画。”
裴珩皱眉。
“我不会。”
云里从背后握住他的手，带着他的笔落在画布上。
她的手比以前更瘦了——骨节凸出，皮肤薄得能看到底下的血管。
但手指依然有力，握笔的姿势依然精准，带着他的手在画布上移动。
她说：“谁都是从不会开始的。”
她带他画了一棵树。
画布右下角，一棵歪歪扭扭的松树——树干画得太直了，像一根插在地里的电线杆。
松针画得太密了，一根一根挤在一起，像一把撑开的雨伞。
但确实是一棵树。
有根，有干，有冠，站在画布上，虽然丑了点。
裴珩看着那棵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至少它看起来不会倒。”
云里愣了一下，然后笑出了声。
笑到弯腰，笑到咳嗽，笑到眼泪都快出来了。
她好久没这样笑了——自从住进疗养院以来，她一直是温柔的、平静的、配合治疗的，不再歇斯底里，不再在深夜崩溃大哭，
不再用加倍的爱意来掩盖不安，在努力做一个“好病人”，一个不会让他更担心的病人。
但此刻她笑得像个孩子，笑声在阳光房里回荡，连窗外经过的护士都偏头看了他们一眼。
然后她止住笑，拿起画笔。
她在他画的那棵歪歪扭扭的松树旁边，加了一棵更细的树。
树干稍微弯曲，像是被风吹过的，松针稀疏，只有寥寥几笔。
树身微微往旁边倾斜——靠着旁边那棵更直的树。
两棵树的树冠在画面右上角交叠，松针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根是哪棵的。
简直就是迷你版“双木”
裴珩看着画布上两棵歪歪扭扭靠在一起的松树。
一棵太直，一棵太斜。
一棵太大，一棵太小。
它们的根在画布上扎在同一片泥土里，树冠在同一个画面里迎接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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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
云里靠在裴珩怀里。
她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今天下午做了骨髓穿刺，腰背隐隐作痛。
裴珩就靠在床头，让她靠在自己身上，手臂环着她的肩，手指轻轻摩挲着她肩头。
窗外下着雪——六月的阿尔卑斯山也会下雪，雪花一片一片落在玻璃上，化了，又落新的。
她忽然问：“你怕不怕？”
裴珩没有装傻问“怕什么”。
他们已经在这间疗养院里住了近三个月，每天吃药、检查、散步、画画。
医生的措辞从“六到十二个月”变成了“还需要继续观察”，没有更好，也没有更糟。
但她感觉得到——她的身体在缓慢地、不可逆转地往下滑。
腹水开始在腹部积聚，早晨起来脚踝浮肿，画笔画久了手指就会发麻。
她知道他看到了这些。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怕。”
云里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
她以为他会像以前那样说“你不会死”或者“别想那么多”。
她偏头看他。
他的侧脸在月光下轮廓分明，目光落在窗外飘雪的夜色里，没有看她。
“怕你疼。怕你难受。但不怕你不在了之后我怎么办。因为我已经想好了。”
云里问他：“想好什么？”
裴珩换了个姿势，让她靠得更舒服一点。
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她露在外面的肩膀。
“如果你走以后。我会把你所有画送回国内——北平、上海、南京，最好的画廊。我会亲自挑选展品，亲自撰写前言。前言里不会写‘已故画家克莱尔·云’，会写‘云里’。你的真名。”
“我会替你讨回你年少时被窃取的署名权。你在伦敦教堂里修复的那面壁画——我已经查到了当年的记录。那个把壁画署名据为己有的人还活着，在曼彻斯特。我会用法律手段让他把名字从铭牌上撤下来，换上你的。”
“那个把你骗到法国然后抛弃你的人，我已经查到了他的下落。他在里昂，改了名字，开了一家小古董店。我会让他为他当年的行为付出法律代价。”
“然后——我会活很久。活到替你把你想看的世界都看一遍。你说过你想去意大利看文艺复兴的壁画，想去西班牙看高迪的建筑，想去日本看浮世绘的原作。我会替你去。带着你的画去。活到把欠你的公道都讨回来。活到做完所有事——再去找你。”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停顿。
在宣读一份已经起草了很久、修改了无数遍、每一个字都斟酌过的计划书。
云里听完，又哭又笑地捶了他一下：“你这人怎么这么轴。我都还没死呢，你就把计划都做好了。连那人的下落都查到了——你什么时候查的？我怎么不知道？”
裴珩握住她捶过来的手。
“去年。”
去年，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在替她戒药、带她复查、给她做饭的同时，已经在准备这些了。
“你把我死后的事情安排得这么清楚，好像我死不死都只是你人生计划表上的一个节点。那我现在呢？你也安排了吗？”
裴珩看着她。
她的眼睛在月光下亮得灼人，和十几年前在伦敦一样。
“安排了。从现在开始，你每一天的治疗方案，每一次检查的时间，每一个可以减轻疼痛的方法，我都安排了。我不会让你在最后的日子里受苦。”
云里没有再说话。
她把脸埋进他的胸口，用力地、贪婪地吸了一口他身上的气息。
她想记住这个味道。
记住一辈子。
不是一辈子——是到死都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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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阿尔卑斯山的秋天来了。
松林变成了墨绿色和金黄色交织的厚毯，疗养院的庭院里种着几棵欧洲白桦，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就簌簌地落下来。
云里的身体状况在九月底出现了一次波动——腹水加重，医生给她做了穿刺引流。
休息了一周后，她的精神又恢复了一些。
她趁自己还有力气，开始画一幅新的画。
她把画架搬到阳光房的角落，背对着门口。她说：“不许偷看。等我画完。”
裴珩就坐在阳光房另一头，背对着她看卷宗。
他听到她在调颜料——画笔在调色盘上搅拌的声音，颜料管被挤空的咕唧声，她用刮刀调整画布肌理的沙沙声。
但她画这幅画的时候，和以前不一样。
她画得很慢——每天只能画一小块，有时候一整个下午只调好了一种颜色，第二天下一次笔，再调一次，反反复复。
她的体力已经不允许她像以前那样一画就是一整天。
她画几笔就要休息一下，靠在椅背上喘口气。
裴珩要过来帮她，她摆手说“不用，我自己能行”。
他不知道她在画什么。
画布背对着他，他只能看到她的背影——瘦削的肩膀，微微倾斜的头，手里握着画笔的姿势。
有一天傍晚光线特别美，阳光房里铺满了金色的光。
他看到她的手停了很久，画笔悬在画布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然后她转过头来看他。
她的眼睛里有泪光，但她笑了。
“别偷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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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下旬，疗养院转来一封从德国海德堡寄来的信。
信封上盖着海德堡大学的校徽，字迹很漂亮。
裴珩拆开信，里面有两页纸。
第一页是林颖恩的来信，第二页是一份正式的文件。
林颖恩在信中写道：裴珩，我已联系上施密特教授。他对克莱尔女士的病例很感兴趣。附上的是他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简介——一项针对晚期肝病患者的新型综合康复方案，结合营养干预、靶向药物和物理康复。目前试验已进入二期，前期结果显示参与者的中位生存期延长了四到六个月。如果你们愿意尝试，施密特教授可以在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为克莱尔女士安排一次免费的系统评估，看是否符合入组条件。这不是承诺。这不是保证。这只是多一个选择。林颖恩。
裴珩看着那封临床试验简介。
德文打印体，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关于肝细胞再生、关于门静脉压力控制、关于新型靶向药物的代谢路径。
他把信递给云里，云里靠在床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她看得很慢，看到“中位生存期延长四到六个月”。
裴珩开口了。
“颖恩她在德国学医，我之前请她帮忙留意相关的临床试验。施密特教授的论文我在疗养院图书馆里翻到过，去年发表在《柳叶刀》上，专门讨论肝纤维化的逆转可能性。如果这个临床试验真能争取四到六个月——”
“你应该回信谢谢她。”云里放下信纸。
“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多一个选择。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试一次临床试验，最坏的结果就是没有效果。但如果有效——”
她没有把话说完。
但裴珩懂。
如果有效，她就多了一个春天。
而他愿意用一切去换那个春天。
他点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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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他们踏上了第二次求医之旅。
从瑞士小镇坐窄轨火车到苏黎世，转乘国际列车，穿过德国南部的黑森林地区。
黑森林的松树和瑞士的不一样——更高、更密、颜色更深，把整片山覆盖成墨绿色。
火车在森林中穿行，偶尔经过一座红色屋顶的小镇，教堂的尖顶从树冠上方露出来。
抵达海德堡时是傍晚，内卡河倒映着两岸的红瓦屋顶和哥特式教堂，河对岸的海德堡城堡废墟在夕阳里泛着玫瑰色的光。
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比瑞士疗养院规模更大，是一座现代化的综合医院。
施密特教授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德国人，身材高大。
他亲自接待了他们，详细询问了云里的病史和用药情况。
他说话时会用双手比划，在黑板上画了几个图表，用德语夹杂着法语解释，说到专业术语时会停下来等裴珩的反应——他大概注意到了裴珩能听懂大部分德文医学词汇。
“你的病历我看过了，瑞士那边的同事寄了一份详细的病历摘要过来，还有你的影像学资料。你的情况很复杂，不是单一的肝病，而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系统性损伤。但我有几个新的思路——一种还在试验阶段的靶向药物，专门针对肝纤维化晚期的代偿机制；结合营养支持和物理康复的综合方案；以及一项目前在德国几家医院同步进行的新型免疫调节疗法。我不能承诺结果，临床试验本身就是探索。但我会用最好的方案。”
云里和裴珩同意了。
会诊结束后，林颖恩单独来到云里的病房。
她穿着白大褂，口袋插着笔和处方笺，头发盘成发髻，露出清秀的额头和耳垂上的小珍珠耳钉。
手里没有拿病历，只拿了一束花——白色的小雏菊，从医院花圃里摘的，花茎用一根细麻绳扎着。
“克莱尔女士——”她说。
“叫我云里就好。”云里靠在病床上，输液管还插在手背上。
她打量着眼前这个女人——高挑、端庄、气质非常好，她身上似乎有和裴珩相同的感觉。
和她想象中的“林颖恩”不太一样。
她站在那里，姿态自然而从容，像一棵在阳光里站了很久的树。
林颖恩把花放在床头柜上，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她的坐姿很端正，背脊挺直，手自然地放在膝盖上。
云里发现她的手指上有常年握手术刀留下的薄茧——和握画笔磨出来的茧位置不同，但都是靠手吃饭的人。
她忽然对眼前这个女人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好感。
林颖恩开口了。
她的声音很好听。
“云里小姐，有些话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我的信都是写给裴珩的，但有些事，我应该直接跟你说。不是通过他转达，是亲口对你说。”
云里点头，示意她继续。
“第一件事。施密特教授是我联系的，临床试验是我推荐的。这不是出于任何‘争抢’或‘示好’的动机。我是医生，遇到了合适的病例和合适的临床试验，就应该推荐。这是职业本能。”
“第二件事。我对裴珩的心意，从小时候起就没有变过。这件事我不想假装不存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坦然地迎着云里的视线。
“第三件事——”林颖恩顿了顿，看向窗外。
内卡河在夕阳下泛着碎金般的光，河对岸的海德堡城堡废墟静静伫立。
“我在巴黎看过你的画展。我很喜欢你的作品。”
云里静静地听着。
她说喜欢我的作品。
云里笑了：“谢谢你。真心的，听到你喜欢我的作品，就足以让我高兴很久。”
两个人隔着病床和一束小雏菊互相看着对方。
然后林颖恩笑了，云里也笑了。
云里伸出手：“很高兴认识你，林医生。”
林颖恩握住她的手：“很高兴认识你，云里小姐。叫我颖恩就行。”
云里低头看着两个人交握的手——一只苍白瘦削，手背上有输液的针眼和常年握画笔磨出的茧；
一只修长有力，指腹上有手术刀磨出的薄茧。
两只手的主人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贫民窟和高门府邸，画家和医生。
但这两只手此刻握在一起，不轻不重，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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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裴珩和林颖恩在医院的走廊里有一次简短的交谈。
裴珩靠在墙上，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
林颖恩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病历夹。
“施密特教授说她能参与临床试验的可能性大概是一半一半。她的肝功能太差了，有些指标不符合入组标准。但教授愿意给她做个例申请——因为她的年轻和既往的治疗配合度是加分项。最终决定还要等两周后的评估结果。”
裴珩点头：“谢谢。”
林颖恩顿了顿。
走廊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你还好吗。”
裴珩抬眼看她。
他和林颖恩认识这么多年，从来不习惯在她面前示弱。
但今晚他忽然觉得，示弱也无所谓了。
“说实话，不太好。”
林颖恩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巧克力递给他。
“不许不好。你得撑住，你值得一个好结果。”
裴珩接过巧克力。
然后他抬头看林颖恩。
“你也值得。只是不是在我这里。”
林颖恩愣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笑得很轻。
“当然。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在你这里’了。我有我的手术刀，有我的病人，有我自己的战场。我过得很充实。”
走廊尽头传来护士推车的声响，轮子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林颖恩说：“我先去查房了。明天早上施密特教授会来和你们讨论详细的治疗计划。”
她转身要走。
裴珩在她身后开口：“颖恩。”
她停住。
裴珩说：“多谢。”
“祝我们都好。”
林颖恩没有转身。“一切顺利。”
然后她继续往前走，白大褂的下摆在走廊灯光里轻轻晃动，转过转角，消失在走廊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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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的等待。
云里在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进行了全面的评估检查——比瑞士那一次更详细，增加了基因检测和免疫学评估。
裴珩全程陪同。
林颖恩每天都会来病房一次，有时候是跟施密特教授一起查房，有时候是自己来，有时候只是路过。
她会和云里聊病情，也会聊别的。
她们发现自己有很多可以聊的话题——都不是那种喜欢说废话的人，都不习惯被人照顾，都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走到黑。
唯一的不同是一个选了画笔，一个选了手术刀。
夜里，云里靠在裴珩怀里，看着窗外海德堡的星空。
病房的窗户正对着内卡河，河对岸的海德堡城堡废墟在月光下像一幅古老的剪影。
星星没有阿尔卑斯山那么多，但也很亮。
“如果评估没通过——”
“那就回瑞士。”裴珩截住她的话。
“继续治疗。然后想办法。这个世界上的医院不止一家。施密特教授的研究也不是唯一的希望。还有维也纳，有日内瓦，有美国。还有中医——北平协和医院的中医科据说很好。”
真是个骗子。
云里沉默了一会儿，把头靠在他肩上。
“我想画一幅画——画海德堡的星空。和蒙马特不一样，和阿尔卑斯山也不一样。等我画完给你看。”
裴珩说：“好。我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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