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途
最近院子里的薰衣草迟迟没有发芽。
邻居家的花园里番红花和风信子已经开了,紫色的、粉色的、白色的,一簇一簇地从泥土里往上窜。
他们院子里的那块花圃还是光秃秃的,棕色的土面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几片被风吹过来的枯叶。
云里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蹲在花圃前看。
她说这片土的颜色比上周深了,可能是下面有东西在长。
裴珩站在她身后,说薰衣草发芽本来就比别的花晚,要等土温再升几度。
第二天下午,云里从画室出来倒水,发现裴珩蹲在花圃里。
他脱了西装外套,白衬衫的袖子卷到手肘以上,手里拿着一把花铲。
旁边放着一袋营养土、一罐缓释肥。
云里靠在门框上,端着水杯,看了他好一会儿才开口:“你还会植物这门啊?”
裴珩头也没抬,手上的动作没有停。
他把花圃表层板结的土块敲碎,混入营养土和一点点河沙,用小铲子翻匀。
“我母亲和妹妹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说,把一块石子从土里挑出来扔到旁边,
“我自然也懂一些。”
云里笑了笑,端着水杯走过去,蹲在他旁边。
“你家里——”
一滴液体落在她的膝盖上。
不是雨水。是红色的。
她低头看,一滴血正在她膝盖上洇开,在灰色家居裤上画了一小片深红。
然后是第二滴,落在她手背上。
她抬手摸了一下鼻子,手指沾上了一抹湿热的红。
裴珩已经扔掉了花铲。
他站起来,用没沾泥土的那只手托住她的后脑,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按在她的鼻梁上。
“别仰头,”
手帕很快就洇红了,白色的棉布上绽开一片深红色的印记,边缘还在不断扩大。
“最近流过几次?”他问。
“第一次。”她说。
“真的!”
裴珩没有说什么。
他把染红的手帕翻过来,用干净的一面继续压着,另一只手已经拿起了搭在椅背上的外套。
“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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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圣安托万医院的路上,裴珩开车。
云里坐在副驾驶上,鼻孔里塞着一小团棉花,手里攥着那条已经染透了的手帕。
她看着窗外,想说些什么缓和一下气氛——想说薰衣草大概下周就会发芽了,想说院子里的银杏树好像长高了一点,想说你刚才挖土的样子和你做法庭陈述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
但她没有说出口。
因为她知道,任何一句玩笑在这个时候都会变成一种残忍——对他残忍。
已经无法在用语言安慰他了。
无论是对他,还是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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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验结果出来了。
他们坐在老杜邦医生的诊室里。
医生翻着化验单,翻了一遍,又翻了一遍。
意思很明确。
肝功能指标全线恶化。
转氨酶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
凝血功能明显下降,这就是流鼻血的原因。
血小板计数只有正常值的一半。
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接受系统治疗,否则预后极差。
“极差”这个词——法语是“très sombre”——直译过来是“非常黑暗”。
裴珩坐在她旁边。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还是那种冷静的模样。
但云里注意到他没有问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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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车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裴珩的双手握着方向盘,云里看着窗外。
巴黎的街景在车窗外一帧一帧地掠过——花店门口的风信子,面包房的遮阳篷,塞纳河上的游船,蒙马特高地的白色穹顶。这些她画过无数次的东西,此刻在车窗外面闪闪发光。
果然啊。
人在知道自己快死了的时候,看什么都觉得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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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画室,她没有开灯。
摸黑走到画架前,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在黑暗中坐了很久。
画架上还是那幅未完成的塞纳河春景——河面上漂着花瓣,阳光碎在波纹里,一个男人站在河岸上,背影安静。
她本来打算在回顾展前完成的,现在可能来不及了。
她坐在黑暗中,听着窗外偶尔驶过的汽车声,听着隔壁邻居家传来的收音机音乐声。
然后她站起来,打开灯,调好颜料,开始画。
她没有打草稿,没有调色板,直接用画笔蘸着颜料往画布上甩。
深红色的颜料甩在画布上,溅成不规则的点状。
她画了一个沙漏。
透明的玻璃瓶身,里面的沙子已经快漏完了——上半球只剩下薄薄一层,下半球已经堆成了一个小小的锥形。
沙子是深红色的,不是沙子,是磨碎了的颜料和血。
沙漏底下的不是玻璃球,而是一个男人的手掌。
手掌向上摊开,手指微微蜷曲,沙子落在他的掌心里,越积越多。
他握着拳,想把它们留住——但沙子从指缝里漏出去,一颗一颗,往下坠。
坠出画框边缘,坠入无人知晓的虚空。
画的标题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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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半,裴珩回到家。
比平时晚了半小时。
他推开门,客厅里亮着灯。
云里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本书,穿着睡衣。
“今天画室忙什么了?”
他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
“整理旧画。”她笑着合上书,把腿从沙发上挪下来给他腾位置,
“翻出一堆早年的东西,当时觉得画得可好了,现在看简直不堪入目。有一幅画的是塞纳河上的日落,颜料堆得太厚了,现在裂得像鳄鱼皮。”
裴珩走过来,在她身边坐下。
“瑞士有家很好的疗养院,在阿尔卑斯山脚下,”他说,
“我托人打听了,是欧洲最好的肝病康复中心之一。空气好,有温泉,有专业的康复团队。”
“我想带你去住一阵子。就我们俩。当度假。”
云里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指。
“瑞士啊,太远了。画展的事还没弄完呢——还有两幅画没装裱。皮埃尔上周还打电话来催,问回顾展的日期能不能定下来。再说去瑞士的花费太高了,疗养院什么的,听上去就很贵。”
她抬起头,笑了一下。
“而且,换个地方也不一定会好。”
裴珩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指很凉——春天了,气温已经回升到十五六度了,她的手还是凉的。
“画展延期。皮埃尔那边我来处理。”
“你的身体不能等。”
云里看着他。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驶过的汽车声。
她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和她画的那幅《徒劳》一模一样——他的手掌摊开,接着她。
只是沙漏里的人不是她,是她正在漏走的时间。
而她和他一起,都在看那些沙粒往下坠。
她把手从他掌心里抽出来,翻过来,手心向上,覆在他的手背上。
“今天下午我去了另外一家诊所,在十三区。我自己找的,没有告诉你。”
“医生给我抽了血,按了我的肚子,摸了我的淋巴结,然后给了我这个时间。”
“医生说,可能——不到一年。”
裴珩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把她的手翻过来,看着她的掌心——那道生命线在他面前铺开,明明很长。
然后他站起来,把她从沙发上拉起来,拉进怀里。
“那就去瑞士。我们马上动身。”
云里在他怀里摇头。
“去瑞士也不一定治得好。我不想把剩下的时间浪费在医院里。我想在巴黎。想画画。想和你在一起。想去卢森堡公园看郁金香,想去塞纳河边晒太阳,想把这个回顾展办完。回顾展对我很重要——我想让人们记住我画的画。”
裴珩握住她的肩膀,把她从怀里轻轻拉开一点距离。
他低头看着她的眼睛。
“不是浪费。哪怕多一天,就不是浪费。哪怕在瑞士的疗养院里只是多活了一天,那一天也值得。”
“求你了,和我去好吗。”
云里沉默了很长时间。
窗外传来塞纳河上夜游船的汽笛声。
然后她点头了。
“好。我去。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如果医生说治不好了——我们就回来。不要让我死在医院里。我不想浑身插满管子,连画笔都握不住。我想死在有你的地方。有阳光的地方。最好是在我们的院子里。”
“你能答应我吗。”
裴珩回答的时候没有犹豫。
如果这个是她的心愿。
至于他自己——他的心愿只有一个,但老天显然不打算成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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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裴珩以最高效率安排好了一切。
他向律所告了长假,为期六个月,理由是“个人健康原因需要休养”。
然后订火车票,巴黎到苏黎世,全程直达,到苏黎世之后再转乘山区窄轨火车到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疗养院小镇。
他订了卧铺包厢,在订票窗口前填表的时候,他在“单程”和“往返”之间犹豫了一瞬,最后选择了“往返”。
他不确定返程是什么时候,但他确定他们要一起回来。
出发前夜,巴黎下了一场小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把院子里那几块石砖淋得发亮。
云里站在画室门口,忽然松开裴珩的手,快步走到花圃前蹲下去。
然后她叫了一声:“裴珩!发芽了!”
他真的走过去,蹲在她旁边。
花圃里,薰衣草的种子终于发芽了——不是一株,是七八株,嫩绿的芽尖从泥土里钻出来,顶着细密的水珠,每一株都只有指甲盖那么高,细得像是一阵风就会吹断。
云里伸出手,用指尖极轻极轻地碰了一下其中一株的叶尖,水珠从叶尖滚落,滴在她的指腹上。
她转过头来看裴珩,眼睛里都是笑意。
裴珩蹲在她旁边,伸手把她被雨淋湿的碎发别到耳后。
“等我们从瑞士回来,它们就长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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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那天,巴黎东站早晨七点半,天色灰蒙蒙的。
月台上人来人往,搬运工推着行李车穿梭,蒸汽火车头呜呜地响着,白烟在站台上空弥漫。
方景深赶来送行,他给裴珩带了一本法文小说——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说在火车上看看解闷。
裴珩接过来翻了翻,发现书页里夹着一张支票。
他没有说话,只是把书合上,握在手里。
方景深又转向云里,递给她一个纸袋,里面是一盒巧克力和一小罐茶叶。
云里接过纸袋,笑着说谢谢方律师。
方景深说叫我景深就行,叫了这么久方律师,生分。
云里说好,景深。
火车开车前五分钟,裴珩和方景深走到月台边,简短地说了几句话。
他问裴珩还有什么需要。
裴珩说没有了,谢谢你。
方景深看着他,想说些什么。
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伸出手。
裴珩也伸出手。
“保重。”方景深说,“等你回来。”
火车开动了。
方景深站在月台上,看着那列火车渐渐远去。
车尾的红色尾灯在蒸汽中闪烁了一下,然后消失了。
他没有马上离开。
他站在月台上很久,直到火车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小黑点,直到月台上只剩下几个工作人员在收垃圾。
他在心里想:这两个人。
从巴黎到瑞士,不过六个小时的火车。
但对他来说,这趟火车正在把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带往一个他无法陪同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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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穿过法国东部的田野。
油菜花开了,大片大片的金黄色从车窗外掠过,在灰白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明亮。
云里靠在裴珩肩上,裹着他的大衣,齐肩的黑发别在耳后。
她今天精神不错——也许是出发前的兴奋,也许是巧克力的作用——她指着窗外的一片油菜花田,说那片黄色真好看,比镉黄浅一点,比柠檬黄深一点,调这种颜色的话大概要三份镉黄加一份钛白再加一点点赭石。
裴珩顺着她的手指看出去,说很好看。
她说你能不能换个形容词——好看也说好看,很亮也说好看。
他说确实很好看。
她笑了。
云里把他那本法文书拿过来翻了几页——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章节短小,适合在火车上读。
她翻到其中一页,轻声念了一句给他听:“Il faut être toujours ivre. Tout est là: c'est l'unique question.”——必须永远沉醉。一切尽在其中:这是唯一的问题。
裴珩听完,说波德莱尔喝的是酒,我们喝的是茶和洋甘菊。
云里把书合上,靠回他肩上,说那你沉醉的是什么。
他没有回答,只是在心里想:是你。
云里忽然问:“瑞士能看到星星吗?”
“阿尔卑斯山没有光污染,星星会比巴黎更多。”
“那我们到了以后,第一天晚上就去看星星。带着毯子,热茶,还有景深给的巧克力。疗养院总不会连院子都没有吧。”
裴珩伸手把她额前被风吹乱的碎发别到耳后。
“好。第一天晚上就看星星。”
火车继续向前。
油菜花田渐渐变成了起伏的丘陵,远处隐约能看到阿尔卑斯山的轮廓——灰蓝色的,在云层下半隐半现,峰顶的积雪反射着微弱的日光。
云里靠在他肩上睡着了,睫毛安静地垂着。
她的手指还扣在他手心里,即使在睡梦中也没有松开。
裴珩没有动。
他一手握着她冰凉的手指,一手撑着车窗边沿,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
他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阿尔卑斯山脚下那片未知的土地,那些据说有温泉和新鲜空气的疗养院,那些白大褂和化验单——将决定他们还有多少明天。
但他知道一件事:
这趟火车的终点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在同一列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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