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醒
云里睁开眼，看见陌生的天花板。
很高。
比她那间阁楼公寓的天花板高出至少两米。
她盯着天花板看了五秒。
然后大脑才开始运转。
这不是她的公寓。
她猛地坐起来。
起得太快，太阳穴一阵刺痛，视野黑了一瞬，又慢慢恢复。
这是一间宽敞的卧室。
书桌上摊着几叠文件。
旁边放着一支黑色钢笔，笔帽没套上，笔尖搁在一个白瓷笔托上。
衣架上挂着一件大衣。
她认得。
昨晚裹在她肩上的那件。
她低头看自己。
身上穿的还是昨晚的黑色丝绒礼服，领口的褶皱压得有点变形。
但高跟鞋被脱掉了。
门开了。
裴珩端着一杯水走进来。
他没穿外套，只穿了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中段，露出线条分明的前臂和手腕上那块皮质表带的腕表。
“醒了？”
他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
“喝水。温度刚好。”
云里没有碰那杯水。
“昨晚麻烦您了，裴先生。我现在没事了，该回去了。”
掀开毯子，双脚落地。
脚尖刚踩到地板，膝盖就软了。
裴珩伸手扶住她的手臂。
云里不自觉地往回缩了一下。
她下意识想抽回手臂，但身体不争气，膝盖还在打颤，抽不回来。
裴珩看着她。
他的目光很平静，是一种安静的、从容的、不接受回避的注视。
像律师在庭上看关键证人，不需要提高音量，不需要拍桌子，甚至不需要说话，对方就知道自己撒不了谎。
“你觉得我会信吗？”
裴珩松开她的手臂，转身走到书桌前。
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个药瓶，一字排开在桌面上。
四个瓶子，大小不一。
云里看到那些药瓶的瞬间，脸色变了。
不是恐慌——比恐慌更深。
裴珩昨晚在她昏睡时，让一位医生来看了她。
不是急救医生，是他在巴黎认识的一位内科主治医师，在圣安托万医院有近二十年的临床经验。
他把这些药瓶递给医生的时候，医生看了标签，把每一瓶都打开，倒出药片检查，又凑近了闻。
然后把药瓶放下，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这些药不能混着吃。”
第二句：“长期这样吃，活不了太久。”
第三句：“你得让她住院。”
裴珩现在把医生的话，一句一句说给云里听。
他拿起其中一瓶白色药片。
“这个。医生说这种止痛药的剂量，长期服用会损伤肝肾。它含有一种非甾体抗炎成分，对胃黏膜也有腐蚀性——你最近是不是经常胃疼？反酸？干呕？都是它引起的。”
他把药瓶翻过来，底部还有小半瓶药片，摇起来沙沙作响。
“你的肝功能指标，我猜已经不太好了吧。”
云里没说话。
裴珩又拿起另一瓶。
这瓶的颜色和其他几瓶不一样，瓶盖是蓝色的，标签上的法文印刷体很工整。
“这个。不是安眠药，是强效镇静剂，里面混合了止痛成分。一般用于手术后剧痛的短期控制，最多连续服用两周。”
“你的瓶子已经快见底了。开瓶日期是今年三月。”
她把一个最多吃两周的药，吃了将近一年。
云里盯着那些药瓶，嘴唇翕动了一下。想说什么，说不出来。
她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不是怕死——她对死亡已经麻木了。
在弟弟死后的那个清晨，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在每一次疼得想把头往墙上撞的发作之后，死亡对她来说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事情了。
可怕的是被人看见。
被人看见她需要靠这些东西才能活下去。
被人看见那个壳子底下的、烂掉了的、真实的云里。
更可怕的是——看见她的这个人，是他。
裴珩。
那个在英国告诉她“不要做小偷”的少年。
那个她这辈子唯一的光。
他看见了。
全都看见了。
她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伸出手，掌心向上。
“还给我。”
“不还。”裴珩把药瓶放回桌面上。
“你吃了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吃这些才能睡觉？”
云里没有回答。
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下唇中间那个还没完全愈合的裂口又被咬紧了，渗出一丝极淡的血痕。
那个目光和她当年在英国被抓住时的目光一模一样。
那时候她才十岁出头，面黄肌瘦，被大人围着质问，她一句话都不说，只是抿着嘴，眼睛亮得灼人。
云里被他的目光刺痛了。
不是他的眼睛刺痛了她——他的眼睛里没有指责，没有评判，甚至连同情都算不上。
那是一种很沉很沉的温柔，沉到可以托住她所有的溃烂和不堪，不让她继续往下坠。
她不想被人这样看着。
不想被任何人这样看着。
尤其是他。
她宁愿他质问她为什么嗑药，宁愿他失望地摇头，宁愿他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那样她还能反击，还能用更尖锐的话刺回去，还能在这场对话里保持某种平衡。
但他不给她这个机会。
他不攻击她，他只是看着她。
用那双十年前就用过的眼睛，安静的看着她。
这比任何审判都让她难以承受。
她忽然站起来。
赤着脚踩在地毯上，膝盖还在抖，但她硬撑着站稳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连朋友都谈不上。你凭什么翻我的东西？凭什么过问我的身体？你以为你是谁？买了我的画就可以管我的事了吗？我是你的收藏品吗？”
她不止学会了用笑容笼络人。
在这十年的巴黎浮沉里，她也学会了用言语刺伤人。
这是她在名利场里练出来的另一套本事——当一个人靠得太近，当她觉得自己的壳要被撬开的时候，她会先用锋利的词句把对方推远。
这招对付过不少人：想打探她过去的记者、想占她便宜的收藏家、想用关心换取她信任的画商。
每一回都很管用。
她站在那里，赤着脚，穿着皱巴巴的黑色丝绒礼服，头发乱糟糟的，眼神凶狠得像一头受伤的狼。
脖子上的青筋在薄薄的皮肤下微微凸起，手指攥成了拳头。
这副样子如果被艺术圈那些人看到，大概会吓一跳。
这不是那个永远优雅完美的克莱尔·云。
这是云里。
原装的、没有上漆的、浑身带刺的云里。
裴珩没有被她激怒。
他让她说完。
他只是站在书桌前，等她说完，他才开口。
“你说得对。我确实不是你的谁。”
“但我是唯一一个，在这个世界上认识你的人。”
“不是克莱尔·云。那个被偷东西的小女孩。那个我在英国看着她的画被冒名顶替却什么都做不了的人。那个我为了她读法律的人。”
他看着她的眼睛。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认识她？还有谁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还有谁知道那双眼睛。”
“我如果不认识你，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认识你了。”
云里后退了一步。
脚后跟碰到了床边，退无可退。
她站在那里，手指攥着裙摆，指节发白。
所有尖锐的、锋利的、用来保护自己的词语全部用完了。
她张口想说什么，声音却卡在喉咙里，只发出一个沙哑的气音。
她站了很久。
然后她慢慢坐回床边，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开始发抖。
“我不需要。”
裴珩走到她身边，在她旁边的床沿上坐下来。
她低着头，手里被塞了一杯温水。
是他刚才放在床头柜上的那杯。
她把杯子捧在手心里。
“我没有可怜你。”他说。
“是因为现在我有能力可以帮你。不是因为可不可怜。”
云里把杯子握得更紧了。
杯里的水在微微晃荡，水面不安地颤动着。
“我会保护你。”
沉默了很久很久。
久到窗外的天光从灰白变成了淡金——大概是正午了。
巴黎的秋日短暂，正午的阳光也就这么一小会儿。
云里终于开口。
她把手从脸上移开，但没有抬头看裴珩，只是盯着手里那杯水。
杯里的水平静下来了，她的手指不再发抖了。
“当年我被人骗到法国。说可以保送我去法国深造，进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他办好了我和弟弟的旅行证件，带我们坐渡轮到加来。到了加来火车站，他说他去取票，让我们在候车室等着。弟弟坐在行李箱上，抱着一个纸袋，里面是我们在渡轮上没吃完的面包。”
“我和弟弟在火车站等了很久，等到候车室的钟从下午走到半夜，等到弟弟靠在我腿上睡着又醒来。所有行李都被人偷了，只剩口袋里几枚硬币，还有贴身你的那块手表和你母亲的项链。”
她低下头喝了一口水。
她把杯子放下来，继续讲。
“没钱，没身份，没地方住。后来一个餐馆老板娘收留了我们，让我们睡在厨房后面的小隔间里。我帮她洗盘子，她给我和弟弟两顿饭。老板娘是个好人，但她丈夫不是。干了差不多大半年，老板娘改嫁了，新老板说厨房后面不能住人，把我们赶走了。”
“然后就一直在换地方。洗衣房，面包店，街头画肖像。我画肖像画得很快，十分钟一张，收一个法郎。好的时候一天能画十几张，但巴黎的天气不好，下雨天没人停下来让你画。弟弟身体一直不好，在伦敦就有咳嗽的毛病。到巴黎以后，住的地方都没有暖气，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们挤在阁楼里，把所有衣服盖在身上还是冷。他咳了一整夜，我在旁边听着，什么也做不了。”
“那次——我跑遍了十三区所有的诊所。一家一家地敲门。有些不开门，有些开门看了我们一眼就摆手说‘没有预约不能进来’。我把手表和项链都卖了，以为是好价钱。结果被骗了。法国人还是英国人我忘了，看起来像个好人——穿得体面，说话也客气，跟我说这两件东西很值钱，给了我几张纸币。我拿着钱带弟弟去医院，医院说这些钱还是不够，我跪在最后一家诊所门口磕头，磕到额头上全是血。他们还是没让我进去。”
“那天晚上，弟弟死在我怀里。”
裴珩没有说话。
他在想象。
她讲弟弟死在怀里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在北平的四合院里背法条。
在燕京大学的图书馆里查判例。
在想着有一天要去巴黎找她。
但她已经在巴黎了。
一个人，抱着死去的弟弟，跪在诊所门口磕头。
云里见他沉默，更慌了。
她看不懂他的沉默——她把沉默当成了退缩。
她习惯了被人当成光鲜亮丽的克莱尔·云，不习惯被人看见烂掉了的云里。
现在裴珩不仅看见了，还沉默着。
他一定是在想该怎么体面地离开。
一定在想“这个人太麻烦了”。
一定在想“我不该多管闲事”。
她宁愿他离开。
宁愿他被她吓跑。
至少那样她还能继续假装自己不痛、不苦、不怕。
她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伸手去拿那些药瓶。
手指碰到了最近的那一瓶——是白色瓶盖的那个，止痛药。
“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人。满身烂疮，药不离手。跟你认识的那个小女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她在伦敦贫民窟里还有点骨气，至少不嗑药。我连骨气都没了。我圆滑世故，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靠吃药才能睡着，我连画都快画不完了。你认识的那个云里早死了。死在巴黎的阁楼里，和她弟弟一起死的。现在站在这里的这个人，不值得你费心。”
她的手指已经碰到药瓶了。
裴珩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不是粗暴的、抓的姿势。
是温柔的，手指环绕在她的腕骨上方。
她低头看着他的手。
那只手很大，指节分明，无名指上干干净净。
虎口处有一层薄薄的茧，是常年握钢笔留下的。
“值不值得，不是你说了算。”
裴珩低头看着她，目光和平常不太一样。
平常那种清冷疏离的外壳被剥掉了。
“从认识那天开始，我的人生轨迹就全部改了。我本来应该跟我父亲一样从政，或者从军，但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再站在那种——那种什么都不做的地方。我选了法律。因为那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能保护你这样的人的方式。我学法律不是为了任何人。是为了你。我读了这么多年，来了巴黎，本来以为找不到你了。但我还是遇见了你。所以我回不去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怕我看见你的烂疮——我看见了。你怕我知道你嗑药——我知道了。你怕我被你吓跑——我没有。你还要怕什么？一次性说出来。”
云里愣愣地看着他。
她的嘴唇在发抖。
眼泪终于涌出来，这一次，她没憋住——也憋不住了。
泪珠子从眼眶里滚下来，落在他的袖口上，在白衬衫的袖口洇出一个小小的深色圆圈。
然后是第二滴，第三滴。
“你会后悔的。”她说。
裴珩握着她的手没有松。
“你凭什么这么说。”
云里看着他。
两个人的距离很近，近到她能看清他眉骨下方那道浅浅的阴影，能看清他眼睛里自己的倒影。
她在他眼睛里看到的那个自己，不是克莱尔·云。是云里。
是那个在伦敦脏兮兮的、不肯认输的小女孩。
她想在他眼睛里找到动摇、找到怜悯、找到任何一丝施舍的痕迹。
但她只看到一种很沉很沉的坚定。
和当年一样。
他为什么都没变呢。
哪怕只有一点也好。
那天下午，裴珩把那些药瓶全部锁进了书桌抽屉里。
“医生说你需要做一个全面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电解质，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我已经联系了医院——圣安托万医院，巴黎最好的综合医院。内科的杜邦医生，是我的朋友，在肝病和药物依赖方面有近二十年的经验。下周一。我陪你去。”
云里坐在床上，捧着他刚泡的热茶。
是红茶，加了蜂蜜，甜味很淡。
她看着他的书桌——上面摊着法律卷宗、钢笔、白瓷笔托。旁边摞着一叠文件，标签上写着案卷编号和日期。
还有一本翻开的法文法律期刊，某一页被折了角，空白处用铅笔批注了几个字，字迹很细很工整。
这是他的生活。
规矩的、体面的、有条有理的生活。
和她那个堆满未完成画布和空药瓶的画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你真的是为了我读法律吗？”
裴珩正在倒水，背对着她。
“嗯。”
就一个字。
说完继续倒水。
水壶里的水流进杯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水汽氤氲着往上飘。
云里没有再问了。
她低下头喝茶，嘴角弯了一下。
然后她放下杯子，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
那里还有一点没干的泪痕。
裴珩转过身来，然后走回书桌前坐下，拿起钢笔，继续翻看卷宗。
他的背影对着她。
她把杯子里的茶慢慢喝完。
窗外的阳光又移了一寸，现在照到了她的脚背上。
她看着那道阳光，忽然觉得今天的巴黎好像没有那么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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