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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 坠


一个礼拜过去了。秋天深了。

巴黎的梧桐叶落了大半,塞纳河上开始起晨雾。

云里站在画室北窗前,看着远处的圣心教堂在雾气里浮沉。

窗户开着一条缝,冷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吹得她握杯的手指关节隐隐作痛。

这七天里,她“偶遇”了裴珩四次。

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

她蹲在摊位前翻一本十九世纪的版画集,翻到一半,一道影子落在书页上。

她没抬头,先闻到了那种干净清冽的气息。

“这本不错,”他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版画的线条很利落。”

她抬起头,笑了笑,把书合上放回摊位上:“太贵了,不划算。”

然后她站起来,说要去见一个客户,转身走了。

是在橘园美术馆的莫奈睡莲展厅。

她在椭圆形展厅的长椅上坐了四十分钟——不是因为想看画,是因为外面雨太大,她没带伞。

展厅里很安静,只有偶尔的脚步声和低声耳语。

她盯着其中一幅睡莲发呆,那些紫蓝色和灰绿色的笔触在水面上漂浮,没有边界,没有形状。

然后她听见身后有人说:“你在看哪一幅?”

她没有惊讶。

已经习惯了。

她甚至没有转头,只是说:“左边那幅。那片阴影画得最重。”

他在她旁边站了片刻,隔着一个空位的距离,没有说话。

然后她站起来,说雨应该小了,走了。

最后一次是今天早上。

她在蒙马特的面包房买可颂,刚推门出来,就看见他站在街对面的报刊亭前,正在翻一份法文报纸。

巴黎秋天的晨光打在他深灰色的大衣上,把肩线的轮廓照得分明。

然后他像是有感应似的,忽然抬头。

两个人隔着车流和晨雾对视了一瞬。

她先举起手里的纸袋,远远地冲他晃了一下,算是打招呼。

然后她转身朝反方向走了。没有给他走过来的机会。

她已经不再问他“你怎么在这儿”了。

这句话已经从她的台词库里删除了。

她发现,自己越来越难维持那个完美的壳了。

这个基本功在退化。

至少在他面前,一点一点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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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秋天的深入,巴黎气温骤降,阴雨连绵。

持续的低温和潮湿天气在侵蚀她的身体。

先是手指。

早晨醒来的时候,指关节僵硬得握不住牙刷。

她站在浴室里,左手握右手,把僵直的手指按在热水流下面,看着皮肤从苍白变成粉红,关节从硬变软。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她可以握拳了,但关节还是隐隐作痛。

然后是膝盖。

每次上下楼梯,髌骨下面都像有砂纸在磨。

还有她的肺。

陈旧的肺部感染,每年秋冬都会准时复发。

咳嗽从十月底开始,先是早晚咳,后来变成整夜咳。

失眠也更严重了。

止痛药从按需服用变成了定时服用。

每天早上九点,下午三点,晚上九点。

药效只能维持四个小时,所以她把闹钟调到三个半小时,提前吃下一粒。

药盒里的药片消耗得越来越快,她补充得也越来越勤。

但效果在下降。

身体产生了耐药性,但她不敢告诉医生。

法国的医生开止痛药极其谨慎,如果她说药效不够,医生会让她做检查,会让她减少用量,甚至会直接停药。

她不能停。

画室里的未完成作品越堆越多。

墙角蒙着白布的画框已经叠到第五层,全部停留在三分之二的位置——是画到一半忽然失去了继续的力气。

调色盘上的颜料结成硬块,松节油瓶的盖子拧得太紧打不开,她试了两次就放弃了。

画廊主来了一次。

他站在画室中央,看了一圈墙角的未完成作品。

然后他语气委婉,问起她最近有没有新作打算拿去明年春季沙龙参展。

他说收藏家们在问,媒体也在问,克莱尔·云的下一幅作品什么时候出来。

云里笑着说:“只是最近灵感有点枯竭,会好的。”

她说“会好的”的时候,自己都不信。

皮埃尔大概也不信。

但他没有拆穿她,只是点了点头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了句“注意休息”。

他走之后,云里站在画室中央,四周全是她画不完的画。

她忽然觉得那些未完成的画面都在看着她——那些只画了一半的人脸、一半的背景、一半的色彩,像是在问她:你怎么不画了?你怎么不画完我们?

---

十一月,一家新画廊在圣奥诺雷街开业,名为“Galerie  de  l'Aube”——黎明画廊。

背后的资方是里昂的纺织业大亨,手里有三家工厂和一座私人庄园,投资艺术纯粹是出于晚年爱好。

开业酒会请了半个巴黎艺术圈。

他们邀请云里作为首展艺术家之一,与另外两位法国本土画家联展。

邀请函寄到画廊的时候,皮埃尔亲自打电话来,说这个新画廊虽然才开业,但背后的资本雄厚,首展的曝光度不会低,对她的市场很有好处。

而且对方开出的条件极好——不仅承担全部参展费用,包括装裱、运输、保险,还承诺以保底价收购所有参展作品,即使当天一件都没卖出去,也不会让她承担任何损失。

云里接到电话的时候正靠在画室的旧床垫上,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

她听完皮埃尔的介绍,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好。”

她需要钱。

药费越来越贵。

那几种进口的止痛药——德国的、瑞士的——不在法国医保的覆盖范围内,全部需要自费。

止咳糖浆、安眠药、护肝片、胃药,每一样都在涨价。

她一个月吃药花的钱,够在蒙马特租一整层公寓。

而最近她一幅画都没画完,收入是零。

酒会当晚,她穿了一件黑色丝绒礼服。

高领,长袖,裙摆及地。

领口遮到锁骨以上,袖口盖到手腕以下,全身上下只露出脸和手。

长袖遮住手腕内侧的针眼痕迹——是上个月她实在撑不住,去诊所打了止痛针,静脉注射,护士扎了三次才找到血管,留下三个深浅不一的紫色针眼,到现在还没完全消退。

高领遮住锁骨窝里的淤青,那是前两天半夜起来吃药,在黑暗里绊到了画架的支脚,整个人摔在地上,锁骨撞在木框边缘。

她在镜子前站了很久。

眼线画得比平时更浓,口红是大红色——正红,最亮的那种。

因为红色会吸引人的注意力,让人忽略你眼底的倦色。

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一下。

很好。

光彩照人的克莱尔·云。

---

新画廊的展厅比皮埃尔的画廊更大,挑高足有八米。

她的三幅作品挂在展厅东侧——是去年和前年的旧作。

她实在没有新作可以参展,只能从自己私藏的旧作里选了这三幅。

酒会开始,人声渐沸。

香槟开瓶的砰砰声此起彼伏,侍者端着银色托盘在人群里穿行。

云里站在自己的作品前面,身边围了三四个人——一位头发花白的评论家,一位戴金丝眼镜的画商,一对穿得体大方的中年夫妇。

她端着香槟杯,笑容灿烂。

“我当时受德国表现主义影响很大,”

“尤其是基希纳和诺尔德。他们的色彩不是用来描绘现实,是用来表达情绪的。我早期的色调偏暗,可能和这种影响有关。”

然后那几个人开始长篇大论地分析表现主义在当代艺术中的回潮。

云里维持着笑容,一边听一边适时地点头,附和。

但她握杯的手指微微发了一下抖。

她把酒杯换到左手。

脸上笑容不变。

裴珩是被方景深拉来的。

方景深说新画廊开业,半个巴黎艺术圈都在,不去社交一下太亏了。

裴珩说不去。

方景深又说,听说云里也在首展名单上。

裴珩才同意,他最近老是碰不到她。

他到场的时候没有脱大衣。

站在入口处,目光从人群头顶越过去,扫过东侧展厅。

一眼就找到了那个酒红色的脑袋。

她站在一幅冷色调的街景前面,身边围着一圈人。

裴珩没有上前。

他走到吧台边,从侍者托盘里拿了一杯苏打水。

裴珩远远地看着她。

这一个多小时里,她和至少二十个人交谈过。

她的步伐比上次画展时更慢。

她的右手有好几次抬起来,按了按太阳穴。

两个小时后,酒会进行到一半。

云里在和那位白发评论家交谈时,忽然觉得天旋地转。

他正在评论她的画:“我觉得您的画有一种特殊的质感——像是一种被压抑的、随时会喷涌而出的东西——您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云里扶着旁边的展墙。

墙是凉的,大理石的。

评论家的声音变得像隔着水一样模糊——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但组合起来的意思抵达大脑的速度忽然变慢了。

她在心里回答:我知道。

我的每幅画都是这个东西。

但她的舌头不听使唤。

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

视野边缘开始发黑。

像是有人在她面前拉上了一层薄纱,从四个角往中间蔓延。

她眨了一下眼。黑没有退。

又眨了一下。

还在。

评论家停止了说话。

他关切地看着她:“克莱尔小姐,您还好吗?您脸色不太好。”

云里摇头。

她听见自己说:“只是有点热。这展厅的暖气开得太足了。”

然后她笑了一下。

“失陪一下。”

她转身朝洗手间方向走。

每一步都踩得很小心。

大理石地面,高跟鞋,裙摆,人群,灯光。

别倒。

别在这里倒。

她走到通往洗手间的走廊时,耳边还在响着那个声音——别倒,别倒。

她走了几步,走廊越走越长,墙上的画框在视野里左右晃动。

尽头没有人。

一条安静的侧廊,和外面的喧嚣隔了两道防火门。

她扶住墙,确认四周无人,才靠在墙壁上,慢慢蹲下去。

脊背贴着冰凉的墙,黑色裙摆在大理石地面上铺开。

她双手抱住头,整个人蜷缩成一团。

药效过了。

止痛药只能维持四个小时。

下午四点她吃了一粒,现在已经将近八点。

中间她应该再吃一粒的,但她在展厅里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那个银色小药盒在外面的手包里,手包留在签到台旁边的寄存处。

疼痛从骨头缝里往外钻。

不是一块地方疼,是所有地方同时疼。

一阵剧烈的、无法压制的干咳从胸腔底部涌上来。

她捂住嘴,咳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她需要药。

但手包不在这里。

她试着站起来——手撑着墙,膝盖用力,往上撑——腿一软,又蹲了回去。

裴珩在走廊尽头找到她。

她蹲在走廊尽头靠近防火门的地方,缩在墙角和一棵盆栽后面。

黑色裙摆散落在地上,像一朵被雨水打落后蜷缩起来的黑色花瓣。

她双手抱头,肩膀剧烈起伏,整个人在发抖。

呼吸声从她捂住嘴的指缝里漏出来——又急又浅,混着压抑的咳嗽。

他走过去。

他走到她面前,蹲下。

“云里。”

她抬起头看他。

额头上有细密的冷汗,刘海粘在额头上。

那双眼睛里蓄满了泪。

她看见是他,第一反应居然是站起来——膝盖打颤,手撑墙——真的站起来了。

然后她笑。

“裴先生,您怎么到这儿来了。里面还有不少人呢,我这就——”

话没说完。又是一阵剧烈的眩晕。

视野彻底黑了,灯管在天花板上旋转,脚下的地面忽然变成了软泥。

她整个人往后栽。

裴珩一把接住她。

她的身体轻得吓人。

“别装了。”

他开口。

云里在他怀里浑身一颤。

她抬起头看他。

眼里的泪终于溢出来。

她把脸埋进他的胸口。

喉咙里发出压抑的、无声的哭泣。

她不会在别人面前哭出声。

很多年以前弟弟刚走的时候,她在医院门口哭过一次,哭到失声,哭到被人捂着嘴说“别吵了,死就死了”。

后来她就学会了不出声地哭。

裴珩收紧了手臂。

过了很久。

可能十分钟,可能二十分钟,可能更久。

云里的哭泣终于慢慢平息,从剧烈的颤抖变成偶尔的抽噎。

她的脸还埋在他胸口。

裴珩松开扣在她后脑上的那只手,脱下自己的黑色大衣,往两边展开,裹住她的肩膀。

大衣太大,几乎把她整个人都包了进去。

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

方景深小跑过来。

他在大厅里等了太久,隐约觉得不对,顺着走廊找过来。

跑到近前,看到这一幕——云里裹着裴珩的大衣缩在他怀里。

方景深只说了一句话:“交给我。”

裴珩揽着云里的肩膀站起来。

她腿还是软的,站不太稳,半边身体的重量靠在他身上。

他一手搂着她的肩,一手撑着伞,推开侧门。

侧门外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铺着鹅卵石,雨丝从狭窄的屋檐之间落下来,又密又凉。

他把伞偏到她头上方,自己的右肩淋在雨里。

出租车停在巷口。

他护着她上了车,自己从另一侧坐进去,对司机说了一个地址。

是他住的地方。

车里很安静。

隔音玻璃把外面的雨声过滤成一种模糊的白噪音。

巴黎的夜雨打在车顶上,噼噼啪啪的。

云里靠在座椅上,闭着眼。

没有在哭,也没有再笑了。

只是安静地靠在座椅上,头微微歪向车窗那边。

窗玻璃上起了雾,外面的路灯光透过雾气和雨水,在她脸上明明灭灭。

裴珩偏头看她。

出租车在中途停了一次。

红灯。

车停下来的时候,云里睁开眼,没有看裴珩,低头去翻放在膝盖上的手包。

翻出粉饼、口红、钥匙、几张皱巴巴的法郎。

不是这些。

她又翻了一遍。

手包里的药瓶不见了。

她抬起头看裴珩。

裴珩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个药瓶。

他抬起眼看她。

“止痛药,”他说,

“你今天吃了多少?”

云里没有回答。

她伸出手,手指还在抖,掌心向上。

裴珩没有动。

两个人对视。

“给我。”她说。

裴珩握着那些药瓶。

云里的嘴唇翕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

她把手收回去,放在膝盖上,重新闭上眼睛。

像是认了。

或者说,她太累了,已经没有了争取的力气。

出租车驶过塞纳河上的桥。

从桥上往下看,河水在雨夜里泛着黑色的光,像是被翻动的墨汁。

裴珩偏头看了一眼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的云里。

明天,他要带她去看医生。

是真正的、能给她做全面检查的医生。

不管她答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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